新七宗罪並不「新」

對大部份天主教徒來說，基因改造、環境污染、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不公義、吸毒和販毒、戀童和墮胎等，這些在新聞中常見的議題，明知為社會帶來不少問題，卻絕少成為信徒在修和聖事中的告罪內容。負責梵蒂岡聖赦法院的吉洛蒂樞機，有感全球化現象令罪的社會後果帶來更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因此指出教會有需要強調罪的社會性一面，並列舉上述行為是嚴重罪行。教廷這次做法引來正面迴響，傳媒及教會人士認為教會的「新七宗罪　與時並進」；新罪行反映教廷除了關注性議題外，亦關注生命、環保和社會正義。

為何教友少有就這些社會性的罪悔罪呢？撇除現實中愈來愈少人找神父懺悔這因素外，可能不少教友認為自己沒有直接參與社會不公義，又或者沒有意識到某些助長環境污染、漠視貧富懸殊和基因改造實驗的行為，原來在教會眼中竟等同犯罪。而過往談到罪的時候，往往只想到個人層面，如個人的自私、貪婪、懶惰、妒忌等，很少與社會問題連結起來。　

教廷特別列舉這些「新罪」，主要是看到時代徵兆，因應社會改變而作出回應。在教會內，過去幾年的戀童醜聞在困擾教會的同時，令教會看到深切反省的需要，令教廷再次宣認侵犯兒童是嚴重罪行。而在社會上，基因工程研究引發的道德爭議、破壞環境導致全球暖化和生態失衡、國與國和同一國內的貧富差距問題愈加嚴重，引至社會和經濟不公義更趨惡化等，都是當下教會身處時代所面對的問題。作為一個切合時宜和在俗世中作社會良心的教會，天主教教領袖認為有需要在此時此刻提醒教友符合信仰的倫理教導，讓教友避免惡行。

雖然傳媒強調在教會中這些是「新罪」，其實，社會性的罪並非那麼「新」。早於八十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已提出「罪惡結構」，而其根源正是個人的罪。人的選擇和行為與令人受壓迫和不義的結構結合，使罪惡日漸壯大、擴展，而成為其他罪惡的淵源，再而影響人的行為。例如，人的傲慢和對權力金錢的貪婪等個人的罪，若結合壓迫性的社會制度，會演變成極端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最終導致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大地資源被肆意摧殘。近年的生態危機、在不同國家的異見人士被無理檢控、無辜百姓因維護一己權利而被拘禁、勞苦的工人得不到合理待遇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教宗和教廷的不同部門亦曾指出這些現象和問題根源。吉洛蒂樞機的這番話其實是進一步演繹了舊有的罪惡和社會性罪行的當代意義，以及要求每一位信徒加以正視。

雖然今次教廷以「罪」的觀念來提醒信徒要守律法不可犯罪，但意義上不是以懲罰阻嚇的方法叫人守法，而是以天主教信仰的律法為基礎，勸勉信眾要行善避惡；只有對人的行為及疏忽作深入的分析和反省，日後才懂得分辨哪些態度和行動是表達對鄰人的關懷或疏忽。正如在今天的社會中，我們仍看見很多社會問題和不公義，我們需要作深切的反省，撫心自問是否有參與其中，或是對這些現象和問題視而不見，進一步鞏固不義的制度或使問題惡化；繼而採取適切的行動重建符合天主旨意的世界。

(公教報 2008.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