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單只需要經濟發展

六四紀念活動剛完結，今年參與六四燭光晚會和祈禱會，除了感到份外擠擁之外，更因看了由香港電台製作，有關天安門母親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的故事和閱讀了他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看法之文章而特別感觸。

筆者相信，香港市民絕不只是儀式化地參與紀念活動。不少香港人是打從心底裡認同當日國內學生和市民提出的反腐敗、反官倒和支持民主等訴求，因為二十年來，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愈來愈嚴重。

中國經濟雖然整體上的確發展迅速，但國內人民收入差距之大令人咋舌，不少人民仍生活在赤貧中。香港人亦目睹了缺少政治改革的經濟發展，令私營企業和政府官員都可以不顧良心行事。他們不受監督，處事缺乏透明度，有法不依，官商互相包庇，因而令毒奶粉、假鷄蛋、賤待工人、政府隨意收地迫遷等事件相繼出現。

這些問題北京領導層不知道嗎？當然不是。總理溫家寶去年四月接受ＣＮＮ訪問時，當被問及從八九民運中得到什麼啟發，便罕有地指出了中國在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必須繼續推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才是全面的發展和改革。他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應包括三方面，即逐步完善民主選舉制度，使國家權力真正屬於人民和服務人民；完善法律制度，依法治國，使司法獨立和公正；政府接受群眾監督，政府要清廉和透明，而且受新聞媒體和其他黨派的監督。雖然，溫總最後附加了一句，中國民主發展必須考慮中國國情，要循序漸進。

以上溫總就政治改革的意見，如果不只是說給外國記者聽，不正是八九年學生提出的民主和反腐敗的要求嗎？雖然學生對這些要求的進程可能跟政府的不同，但假若當年的領導人有胸襟願意聆聽學生的意見、認同學生的善意和訴求的基本方向、接受人民的監督，而不是將一場和平民主運動定性為動亂，則八九民運理應可以成為推動中國進步的動力，令中國朝向開放、文明的方向全面發展。

可惜的是，當年的領導人沒有好好把握這契機，沒有把大眾福祉視為改革的最終依歸，沒有把人民的利益作為改革的最重要目標，反而較著眼於共產黨的利益和權力的鞏固，結果以戒嚴和武力來解決問題。現在，溫總既然肯定了政治改革的必要，一方面需盡快落實執行種種政治改革，以糾正經濟改革上的一些缺失，令廣大人民的生活真的得以改善。另一方面，政府應重新肯定八九民運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或至少確認參與的學生所提出的民主改革訴求都是出於善意，縱使他們在策略上或有犯錯，但他們並不是什麼暴徒，更不應繼續受通緝，長期不能回國與家人團聚。

衡量一個國家的強大，經濟發展的確是其中一個指標，但不是唯一一個指標。政治制度的開放、司法體系的健全、社會制度的完善、人民的修養和價值觀等，都需要平衡發展，而天主教社會思想正正是指向一個全面且人性化的社會發展。　

中國要邁向成為一個文明的強國，需要更均衡的發展。在國內社會控制氣氛強烈的情況下，要指出這些問題，需要一定的道德勇氣。昔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我們看到了無數學生和人民為了國家的進步而作出了犧牲。為了成全理想，他們表現了最大的道德勇氣。二十年過去了，何時領導人也能拿出他們的道德勇氣，客觀公正地調查和研究整件事，還死難者、流亡海外者和曾參與這場運動的人士一個公道？

(公教報 2009.6.14)

紀念．和解．轉化

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是不少香港人感到錯愕和痛心的日子，亦是遇難者家人與摯親永別的日子。當年透過新聞廣播、紀錄片、報章的文字和圖片、受難家屬的證言、香港記者和市民的第一身見證分享。對於一些目擊事發經過的香港人來說，六月四日當權者以槍火和坦克殺害手無寸鐵的平民，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過去二十年，有人持續不斷的用各種方式進行悼念。

然而，六四絕不只是一個每年循例紀念的日子，也不是大學生可以在論壇中透過討論來決定它屬實與否。你可以決定以何種方式紀念或不紀念這日子；你可以說以大局為重放眼前望，不想回顧過去，因而選擇刻意忘記這日子；你可以說你年青不認識當年發生了甚麼事，或不想知道歷史中曾發生了這件事；你可以探討當年學生和政府雙方哪些地方做錯了或處理得不好......卻不可能否定一些已發生的事實。

紀念是勇於面對昔日所發生的事，為未明的事情找出真相，並為參與紀念的人帶來轉化。就如從前以色列人每年藉著逾越節以紀念上主透過梅瑟／摩西領他們的祖先出埃及（出谷紀／出埃及記十二章1-17節），今日的基督徒亦在聖體聖事／聖餐中紀念耶穌基督為救贖人類而受苦犧牲（路加福音廿二章7-20節）。這些紀念儀式，不但讓我們記起上主的德能和對人的釋放和慈愛，更令人從中感受到上主的愛和美善的真實之後得以轉化。因此，持續地對六四事件的紀念，不但令人記起那些為追求民主理想、渴求國家進步而犧牲的性命或受迫害的學生和平民百性；更令人進一步反思今日中國在發展民主和改革方面實現了多少，我們在當中又可作怎樣的貢獻。

有些人說，當年政府鎮壓是迫於無奈的，若學生不是堅持不撤退，也不會導致流血收場。而且，今日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在G20峰會上被譽為全球經濟成長動力和新希望，似乎經濟的發展某程度合理化了昔日的暴力鎮壓。但兩者是否有必然關係？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是否真的只有用人命來換取？若我們也找種種原因去合理化昔日的屠殺行為，我們不是也在參與這場暴行嗎？昔日，參與納粹屠殺的人也曾推說自己只是制度中的一口螺絲釘，無法改變現實，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才被迫成了共犯，潛台詞是當權政府的決定，個人沒有責任，把個人道德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我們是否也有成為這一罪惡的共謀者之嫌呢？

有些人說，事情已發生了這麼多年，是和解的時候，亦是重新上路的時候。

要和解、寬待加害者，使各方不再囿於慘痛的記憶當中，並不容易，特別是當雙方權力懸殊。多年以來，北京政府將六四視為禁忌，絕口不提當年所發生的事，更不容許任何媒體或人士揭查真相，甚至連受難者家屬自由地公開拜祭也不容許，令他們難以接受，傷痛的心情難以平伏。不少愛國人士長期流亡海外，至今仍未能回國與家人團聚。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如何和解呢？

其實，堅持六四和尋求真相的人，不是因某種情意結而放不下，亦不是要討債和報復，而是要為死難者討回公道，還家屬一個真相，讓他們可以自由地、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拜祭死去的家人，不用再充滿壓力及恐懼。而海外的民運人士也希望有一天能回國探望家人，並在許可的情況下為國家的民主發展出一分力。

同樣有著慘痛的歷史記憶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可給予我們一些啟示。當雙方願意釋出善意，加害者亦勇於認錯，是可以有好的開始。當南京市舉行「大屠殺遇難同胞六十二周年」燭光祭，有日本人主動參與，其中一名日本青年表示剛與大屠殺倖存者交談過，聽到那些殘酷的真相感到十分震驚，他當時邊聽邊哭。聽後使他感到作為日本人，他為先輩給中國人民造成那麼大的災難而感到恥辱；盼望中日兩國青年一定要記住這一歷史教訓，永遠和平、友好相處。

可見，要達成和解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耶穌雖經歷了門徒的出賣、猶太人的殘酷對待，以及當權者的判刑，但他最終都寬恕了他們。事實上，曾背棄耶穌的門徒都經驗了耶穌離去的失落和掙扎，就如昔日伯多祿／彼得想起自己曾三次不認主亦深感悲傷（路加福音廿二章61- 62節），但經過耶穌的顯現和提醒（若望／約翰福音廿章19節至廿一章23節），最終門徒都醒悟及轉化，與耶穌和好，並延續基督的使命。我們作為基督徒亦可作和平的使者推動和解。

因此，要達至和解，擁有權力的政府必須首先釋出善意，讓死難者家屬可自由地悼念和拜祭家人，並助他們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無條件對家屬作出恰當的賠償。此外，容許各方對六四進行嚴謹的探討和研究，查明前因後果和真相亦很重要，這樣才可讓下一代認識屬於他們的歷史一部份。政府必須正視昔日八九民運學生和知識份子提出的改革建議，杜絕貪污舞弊，讓國家步向健康民主方向發展。有了這個基礎，相信受害者定能體會政府的和解誠意，能放下六四的悲痛。這樣，雙方能達成最終和解亦不遠矣。至於我們，更要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當代發展，反思香港中國人的身份和角色。
　
（刊於公教報2009年5月17日）

宗教領袖作為道德力量

湯漢主教剛接任陳日君樞機出任香港教區主教，隨即舉行記者會分享感受和期望。基於陳日君樞機過去積極關注社會公義及其敢言作風，又適值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記念，傳媒自然關心到湯主教在參與社會事務上的立場和取向如何？他會否主動就社會問題表達立場，又會否出席遊行集會？對中梵關係又會有什麼影響？

就這些疑問，湯主教坦言，作為神職人員，由於時間和精力有限，他會專注教會職務，但若遇上重大而明顯違反正義的事情，他會公開發言；而且，他會鼓勵教友們瞭解教會的社會訓導，爭取社會正義，甚至參政。就傳媒的提問及湯主教這幾點回應，作為基督徒，甚值得我們深思反省。

首先，為何傳媒會關注新任主教的政治理念、會否參與民主運動、關注香港和國內的人權問題？陳樞機過去十年的熱情參與社會事務固然是重要因素，但背後反映的是一位宗教領袖作為社會良心，標誌著的一股不帶有私心的道德力量，他更帶出宗教內藏的社會關懷價值。這是背負著眾多利益關係的政黨和一般政治以至專業團體所無法取代的。沒有政治和選票壓力以及商業利益等包袱的宗教領袖和宗教團體，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以及香港與內地在政治和經濟上關係愈來愈緊密的情況下，他們在發表有關人權與自由的道德議題時更見公信力和權威。因此，新任主教的政治理念和參與社會作風自然備受關注，不但是記者，相信支持擴大民間社會發展空間和尋求建設公義社會的社會人士亦很關注。事實上，教會本身亦肯定自己作為先知、社會良知和道德力量的角色，因而認同在社會公義問題上發言，這點在教區會議的牧民建議中亦得到最多與會者支持。

至於湯主教表示，由於時間和精力有限，日常問題不會直接回應傳媒，會交由教區機構負責，而只就重大問題作公開發言，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主教作為整個天主教會的領袖，身兼管理者、牧者和訓導者的身份，自然有其繁重的職務。因此，主教若能與教會內從事社會牧職的機構和人士保持聯繫和溝通，聽取有關意見，或能更有效地作分析判斷，並在適當時候公開表達立場和採取相關行動。
事實上，社會上處於不同位置和崗位、擁有不同職業和專業的人，因著他們不同程度的影響力，都有社會責任為大眾尋求公益，特別是為社會上的無權勢者發聲。宗教人士也好，學者也好，企業家或作家等也好，他們在自己的服務或活動範疇內，都有義務締造一個更公義、仁愛及和平的社會。就如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最近在接受以色列政府頒發的耶路撒冷文學獎時指出，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他透過書寫被視為微不足道的平民弱者故事，來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每當創作時他都緊記：「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他表明不會直接發表政治信息，但明知迦薩平民百姓被以色列的戰火催殘，他選擇臨當地在以色列總理面前開口說話，指出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不可取代的尊嚴，每個生命都應受到重視。（而在他出席頒獎禮前，日本輿論一直要求他拒絕領該獎項，避嫌支持以色列政府的軍事行動。）這在在表明他的道理勇氣！

作為宗教領袖，亦有其方式表達他對社會的關懷，特別是對有損人性尊嚴和人民福祉的事情，包括宗教自由被剝奪。遊行集會未必是湯主教參與社會的方式，但不少教友和社會人士仍希望在重要的人權和公義的議題上，看到教會領袖繼續發揮其道德力量，肩負社會良心的角色。而我們作為信徒的，就應如湯主教所言，加強認識瞭解教會社會訓導，並以此為基礎爭取社會正義。　

公教報 2009.04.26

水中之書帶來的美麗連繫

最近看了香港話劇團的「水中之書」和「美麗連繫」，都有令人感動之處，令我想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和生命中所追求的美善，特別是生活在都市的人所面對的種種挑戰背後所需的精神支持。

在水中書寫，圖象轉舜即逝；在生命中相遇的人，也可能只是萍水相逢，未及深入認識，或已成為生命中的過客。因此，若不與相遇的人好好溝通，付出努力建立關係，則生命中出現的人可能是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我感到這兩齣話劇都在告訴我要懂得分辨人生的價值優次和珍惜與家人朋友的關係。

「水中之書」透過一位生活得並不快樂的「快樂學」教師Vivienne提出何謂快樂？如何才可得到快樂？什麼人才會快樂？對這位快樂學教師的男朋友來說，能夠事業有成、賺到大量金錢、能完創業夢大展拳腳就是快樂。然而，對Vivienne卻不然，她追求的不是物質的擁有，而是另一層次的東西，最初連她自己也不清楚是什麼的東西……直至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坪洲的老屋中遇上一個被關在屋裡的小女孩水兒，並與她建立了一段親密的關係，讓她在交錯的時空中認識她失去的父母，她才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所珍惜的是怎樣的人際關係。

水兒又何嘗不是在這段特別的關係中認識自己和何謂快樂呢！當水兒從Vivienne姐姐口中知道快樂過後可能會不快樂，她曾想過，不如索性不要經驗當前這快樂的一刻，則往後不會感到傷感和痛苦。但後來她想通了，她要珍惜當下，好好享受和保存現在快樂的一刻，並感謝帶給她快樂的人。這快樂的時刻日後可能成為自己重要的精神支柱，特別在自己困難的境況中，甚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故事發展下去，得知兩人的真正關係及水兒的遭遇時，更教人對這段短暫而深刻的關係動容。

我一邊看，一邊想到自己生命中遇到的人，也感到有些感觸。我絕對同意水兒所言，必須珍惜和享受快樂的一刻和感謝帶給自己快樂的人；而且對Vivienne所說，要把握與有緣相遇的人進一步建立關係的機遇，尤其產生共鳴。正如她在陌生的祖家與偶遇的水兒建立一段刻骨銘深的關係，若她當日讓水兒輕易溜走，則不可能發展日後的關係。正是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論是親情、友情、愛情，是帶給人最大的快樂和最美好的回憶，亦是最美麗的連繫。

為門徒洗腳的耶穌

「若我作為主子、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腳；我給你們立了榜樣，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若13:14-15）

今天是聖週四主的晚餐，若望福音記載的是有關聖體聖事的另一個禮儀：耶穌為他的門徒洗腳。這故事提醒我們，作為耶穌的追隨者，我們要效法他的表率，一生服務他人，謙卑自下，這樣耶穌就會臨在我們當中。

在當時的社會和環境，為人洗腳，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在那炎熱、乾燥的天氣下，地上都是垃圾和畜糞，人們的腳都氣味難聞，有些更長了瘡癬。所以，為他人洗腳殊不簡單，有時替賓客洗腳是表達一種殷勤接待，學生替老師洗腳是表示敬意和兩者之間的親密情誼，但老師是絕不會給學生洗腳的。而耶穌作為師傅竟為門徒洗腳，完全扭轉了當時社會的地位角色關係，更遠超過福音中都經常出現的財富和地位的倒置關係。他表達出，在天主前應有的態度，即要互相尊重、互相事奉，對團體中需要關注、照顧、醫治的人，更要特別留心，這樣做亦是在天主面前府身。

這樣的服務和敬重方式，並不是我們今日社會的主流風氣。在工作環境也好，在教會團體中也好，社會上不同群體之間的共處也好，往往未能夠做到互相尊重互相體諒。有時候，利益當前，或自己也面對困境，因而會忽略了其他人的需要，甚至埋怨其他人。

再讀這段經文，想到耶穌面對苦難和死亡的前一刻，仍不忘謙遜而下跪，透過自己的親身示範，表達了對門徒的愛，我們作為耶穌的門徒，更要反省自已可有時刻以事奉的心情，將一切呈獻給天主。

保祿支持建制或帶來解放?

由一個自以為肩負神聖任務去迫害基督徒的狂熱法利塞人，變為一位站在受害者一方的基督信仰護衛者，聖保祿宗徒這轉變，一方面被推崇為將福音喜訊帶給外邦人，另一方面，卻有人質疑，保祿透過傳福音為全人類帶來釋放，似乎是指向末世基督的再來，忽視了當前社會為人民帶來的壓迫，反而叫人服從權威，安守本份，不求改變。

「天主怎樣召選了各人，各人就該怎樣生活下去」，「各人在什麼身份上蒙召，就在天主前安於這身份」（格前7:17-24）。

過去有學者認為，保祿被指所關心的，是剛建立的新教會的穩定和成長，以及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和諧共處，卻無視平等和公義問題。事實上，歷史中有不少例子，顯示教會或政權，透過引用這些經文，將不公平和壓迫性的現象合理化，如支持奴隸制、壓迫被殖民者和原住民、歧視女性等、反對人民抗爭行動，令社會保持現狀。

然而，近年有聖經學者指出，這是出於對保祿的誤解，歷史中的保祿並非這樣。我們有需要從當時保祿所處身的環境（即當時的羅馬帝國）和他的整體神學觀（十字架神學）去解讀他的說話，而不應斷章取義。

當時，羅馬執政者宣稱自己代表天主去管治猶太人，要所有被統治的人民服從。保祿雖然認為現世政權有它的權利（如收稅），但從沒有叫人完全臣服這政權，他叫人「辨別什麼是天主的旨意」，「什麼是悅樂天主的事」（羅12:2）。」保祿不認同當時羅馬統治是「黃金歲月」，反而指它是受「敗壞的控制」（羅８:2１）、生活「在乖僻敗壞的世代中」(斐2:15）、必招致「天主的義怒」（得前1:10)。保祿更向信徒指出，雖然受凌辱，他們「有勇氣，在艱鉅的格鬥中，宣講了天主的福音（得前2:2）。」可見，保祿欲建立的團體，是在面對帝國的威權時，懂得辨別善惡和真假權威；在壓迫當前，知道如何抗衡及堅持信念。

此外，保祿為了基督，「自願損失一切，拿一切當廢物，為賺得基督」(斐3:8)。他甘願放棄羅馬公民的特權，由一位有學識、智慧、權力、地位、富裕的猶太自由人，變為一位失去社會地位和事業前景者，經歷了極大的社會地位轉移和落差。
這經驗令保祿更體會到十字架的意義。天主選擇了「空虛」和「貶抑」自己，取了奴僕的形體，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2:5-11）。因此，即使在獄中受刑，保祿只視為「參與基督的苦難」（3:10）。可見他明白到在天主前，任何人都無可誇耀，一律平等，而基督對權力、地位和金錢的看法與世俗並不一樣。　

保祿建立的團體的確來自不同階層、黨派、婚姻關係。但他無意支持階級主義、視貧窮人於不顧、貶低女性，或樂於維持現狀。反而，從他的書信中，看到他關心卑微貧困者，願意身體力行委身與他們同行。

保祿致信羅馬教會時，教導基督徒「彼此要同心合意，不可心高妄想，卻要俯就卑微的人，不可自作聰明」（羅12:16）。在談及召叫門徒建立教會時，保祿向格林多教會指出，天主偏召選那些愚妄的、懦弱的、卑賤的、受人輕視的，以及那些一無所有的，為了羞辱那有智慧的、堅強的、富有的，為使所有人在天主前都無所誇耀（格前1:27-28, 4:7-11）。在同一書信中，保祿更批評較富有的信徒扭曲了主的晚餐的意義，只顧自己醉飽，認為這就是主的祝福，卻無視那些飢餓的人，在禮儀中輕蔑貧困者(11:21-22)。

這種為貧困卑微者帶來釋放的神學觀點，為眾多基督徒帶來希望。放在昔日羅馬政權管治，或今天霸權者壓抑人民權利的角度看，都無法合理化那些為鞏固一己權力，而容許因種族、性別、階級或宗教等因素而造成的歧視和壓迫。因為面對不公義，保祿不是叫人安於現狀，而是勸喻：「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羅12:2）。」

(刊於 公教報2009.3.15)

以行動推動和平

新年剛到，又是分享新年願望的時候。很多人被問及新年願望時，往往會說期望世界和平，而今年由於金融海嘯經濟不景，相信不少人的新年願望會加上經濟好轉，生活得到改善，使內心也得到和平。
　　
祝願世界和平看似流於空泛，年年如是，但對某些人來說卻是實在且生死攸關的期盼。慘被戰火和暴力蹂躪的中東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非洲剛果和蘇丹、亞洲印度和巴基斯坦某些地區等地的人民，因別國侵佔、被佔據土地、內戰、宗教狂熱份子破壞等原因，而時刻過著惶恐的日子。所以，當我們祈求世界和平時，有必要更具體瞭解和關懷世界狀況和各地人民的生活，而不只是對不幸者表達一種「模糊的同情或膚淺的哀傷」（《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其實，和平並非只是指向沒有戰爭，而是具有更深遠的意義。它代表生命的豐盛，是天主祝福人類的效果，令人感到幸福和喜樂；而和平是建基於每個人與天主的基本關係，這關係的特點是正義。因此，當人破壞了這關係，讓不公義和暴力出現在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中的時候，則和平不復再。

1968年，教宗保祿六世將每年的一月一日訂定為「世界和平日」，正是要提醒世人和平的真正意義和以行動推動和平的重要性。他在第一篇「和平日文告」中便曾指出，「如果不承認也不尊重和平深固的基礎，沒有人可以正確地談及和平。此基礎就是國際間、國內、人與人之間、和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誠信、正義、和愛；而這基礎也表現於個人和民族在政治、文化、道德、和宗教等各方面的自由上。」即是說，缺乏了誠信、正義、和愛這些元素，即使社會表面上建立了一個有秩序和合法的制度，但這制度是在壓迫下強行建立的，則和平並不存在。

轉眼間，世界和平日的建立已過了四十年。雖然愈來愈多國家領袖都口中高喊要維持世界和平、國內要維持和諧生活，但現實中的所作所為卻非如是。不少參與聯合國的大國和活躍於國際舞台的政治領袖，或以似是而非的動聽言詞強行出兵入侵他國傷及無辜，或以經濟手段制裁與自己意識形態迥異的國家或操控發展中國家的權力和經濟結構，又或以不容他國干預內政為名肆無忌憚地拘捕維護弱者權益的維權人士或敢於出言勸諫的異見人士。這些行為在保祿六世眼中都可能是「能言善道的假口才」，「用來掩蔽一個缺乏真實精神和目的的和平」。

要改變這種實況，必須令社會更新、改變人心，以人類的彼此關懷來引導。保祿六世昔日曾語重心長地邀請教會內外人士把和平日這天奉獻給真正的和平，即正義與平等的和平。他指出基督徒可以從祈禱這特殊武器取得力量，既誠心地反省心中可能隱藏的怨恨和暴力之根，從而提高道德精神，亦要推動人更新社會。到了今日，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更要確認和見證祈禱的力量，因為真正的祈禱能使人察亮心中的眼睛，效法耶穌基督憐愛別人，推動人以具體行動促進和平、抗衡破壞正義的勢力、修補因暴力和貪戀權力而破壞了的人際及社會關係，讓自己成為天主的助手締造和平的世界。

原文刊於2008年1月4日<公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