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

Looking at the wars and conflic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e poem "Hatred" of Polish poet Wislawa Szymborska tells us a lot.


仇恨 ~辛波絲卡

你看，她至今仍效率十足，
仍勇健如昔——百年來我們的仇恨。
她輕易地跨過最高的障礙。
她敏捷地撲攫，追捕我們。

她和別的感情不同。
既年長又年輕。
她生存的理由不假外求。
如果睡著，她絕非一睡不起。
失眠不會削弱她的力量，反而使之元氣大增。

任何宗教——使她預備，各就各位。
任何祖國——助她順利起跑。
公理正義在剛開始也挺有效
直到仇恨找到自己的原動力。
仇恨。仇恨。
她的臉因性愛的狂喜而扭曲變形。

噢其他的情感，無精打采病病懨懨的。
同胞愛何時開始吸引人群？
悲憫可曾首先抵達終點？
懷疑可曾真的煽動過群眾？
只有仇恨予取予求。

聰明，能幹，勤奮。
需要提及她所創作的歌嗎？
她為史書增添的頁數嗎？
她在無數的市區廣場和足球場所鋪下的人類地毯嗎？

讓我們正視她：她懂得創造美感。
午夜天空熊熊的火光。
粉紅黎明時分炸彈引爆的壯麗景觀。
你無法否認廢墟的悲情可激勵人心，
並且自其中突起的堅固圓柱具有某種淫穢的幽默。
仇恨是對比的大師：
在爆炸與死寂之間，
在紅色的血和白色的雪之間。
最重要的是，
她對她的主導動機從不厭倦——
高居污髒受難者上方的無懈可擊的劊子手。

她隨時願意接受挑戰。
如果必須稍等片刻，她也願意。
據說仇恨是盲目的。
盲目的？
她擁有狙擊手的敏銳視力
而且毫不畏縮地凝視未來，
捨她其誰。

聽花落誰家的聯想...經濟掛帥的發展觀與環保相容嗎？

偶爾在電視金曲頒獎禮中聽到李克勤的「花落誰家」，細聽歌曲及品味歌詞後，令人既感動又感觸。填詞人慨嘆：「聽說發達只有興建，蓋夠八十層吧/聽說過活只有改變，變到再沒童話/聽說進步黑臉琵鷺，盡管犧牲一下/牠一張臉，已給你記憶風化…」歌曲道出在都市化下環境受到破壞，因追求所謂的「發展」、「進步」和維持生活，而肆意興建高樓，破壞自然界花草鳥獸的棲息處，導致氣候反常，美麗的大自然不復再。這不正是今天香港以致其他世界大城市的寫照嗎？

一直以來，不少國家因推動經濟發展而使用大量能源；工商業發展、汽車及飛機以致日常生活所用的燃料，均導致排放大量溫室氣體，近年已看到人類肆意使用能源的災難性後果。

過去一年，有關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育的消息可謂絡繹不絕。在國際上，除了有關風暴、洪水、乾旱、熱浪等氣候災難的新聞外，聯合國跨政府氣候專家小組發表了四份報告，指出全球暖化對經濟民生所構成的重大危害，並揭示全球暖化所帶來的災難並非純然天災，反而九成是人為因素造成。

該小組與積極抗暖化並參與拍攝電影「絕望真相」的前美國副總統戈爾，於去年分享了諾貝爾和平獎，進一步喚醒世人關注地球暖化，呼籲世界各國開發可再生能源，減排溫室氣體，而個人則要盡量節省能源。可惜十二月在峇里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結果卻令人失望，因為會議沒有任何結論，只有一個共識，就是在2009年，或最遲2012年，全世界要簽署一個新的、類似京都議定書減碳的公約；但這個共識可能只是各說各話，各自表態。　

在香港，因天星和皇后碼頭的保育行動，令發展和保育成為社會的討論議題，使人再思甚麼是可持續發展。而曾特首更提出了「進步發展觀」，指出政府會在經濟、規劃保育、環境等各方面取得平衡。

然而，一些環保組織成員及保育人士已指出，香港政府的進步發展觀把發展只界定為經濟增長，把美好生活環境只建基於物質基礎之上，因而鼓吹一個不斷消費的社會經濟體系，把城市規劃化約為地產項目或大型商場，把富有文化歷史價值的建築移為平地。這恰恰與建設一個可持續和美好的居住環境背道而馳。事實上，過去十年，香港的私家車增長了百分之十四，人均的固體廢物增加了百分之廿一，老樹少了百分之十五，用電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這正好反映因人類在尋求生活進步之餘，卻因過份追求物質和經濟發展而忽略了生態的永續性和多元性。

可見種種涉及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的問題，都與更深層的發展觀念、消費主義主導下的生活形態，以及我們自覺與萬物的關係有關。政府與企業推行各項減少排放氣體和廢物的措施，鼓勵節省能否和循環再用固然重要，但更根本的是正視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確認人不可因自身利益而破壞自然界，以及重新界定（可持續）發展的意義，不要因經濟效益而犧牲環保和保育。

天主教會一直強調，我們追求的應是人性的全面發展，而不只是標榜文化技術或經濟物質方面的發展，而且要注意世界各地和我們後代的需要。因此，我們有責任抗衡一切以經濟增長和消費為主的意識價值體系，並以生活實踐和倡議方式追求一個健康及與大自然共融的美好生活。否則，即管擁有，在不久的將來，一切也會變得罕有！

「花落誰家」music vid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xp94Q7GeUM

Christmas celebration at parish

Christmas party with members of 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 of St. Jude's Parish.

當人血變為買賣

常說兒童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所以對兒童的栽培和教育至為重要。近日，當大家的焦點都集中在香港的資優生、尖子和神童之際，因揭露河南賣血事件和致力倡導愛滋病防預工作的高耀潔醫生路經香港接受訪問，以及《亞洲周刊》的專題報導，再度提醒我們國內的賣血問題及為數不少的愛滋孤兒之境況。

婦產科高耀潔醫生在九十年代中因診治而發現河南省的愛滋病感染源頭是輸血，而非像一般西方國家經由性交或吸毒傳染，這與省政府早年推行的「血漿經濟」有直接關係，有關官員大辦血站鼓勵農民賣血，其後又隱瞞疫情令愛滋病一發不可收拾，使數以萬計的貧窮農民無辜感染愛滋病毒並因而死亡。隨之帶來的問題是遺留了大批無人照顧的孤兒，當中部份亦染病。事件亦映地方官員及從事血漿買賣活動的人之不仁不義，為了金錢利益置人命於不顧，完全罔顧倫理道德。
兒童應是最快樂無憂的一群，不用為生活奔波或牽掛，但這些遺孤卻失去父母照顧，無依無靠，更可能面對他人歧視，有些因受病毒感染而飽受病魔折磨，感到絕望傷痛。

為孩子在絕望中帶來希望，被網民稱為「中國德蘭修女」的高耀潔醫生這些年來，除了出書寫作教育宣傳如何防治愛滋病外，更出錢出力收養照顧了不少愛滋孤兒。她走遍了河南的各個角落，把自己的收入和在國際上得獎的獎金都花在愛滋病工作上。

此外，來自香港的杜聰成立了智行基金會為學童提供教育，李丹亦在河南開封市尉氏縣阮家村開設東珍納蘭活動中心。他們為國內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提供免費教育，給予這些孤兒成長所需要的關懷及心理輔導；又到處做講座和宣傳，希望減少對愛滋病的歧視，鼓勵大學生成為關懷愛滋孤兒的志願者。近年國內亦有修女為愛滋病人服務。這些例子顯示，在政府重重阻撓下，社會人士仍在有限空間內，向這群被遺忘的孩童送上關懷。

然而，對這些人道工作，地方政府不但不加以扶助，反而不斷騷擾阻止。近日河南省開封當局便勒令東珍納蘭中心停止運作；河南省愛滋病草根組織研討會亦因地方政府的阻撓而被迫取消；早前擬在廣州舉辦的國際愛滋病法律研討會亦受到警方的壓力被迫取消。原因可能是地方領導不希望有更多人瞭解當地的情況，害怕貪污腐敗內幕遭曝光，形成對當地政府的威脅，特別在十七大之前，要禁止揭露體制內的陰暗面。　

不能否認，自河南事件被揭發以來，中央領導的確表達了對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高度重視，例如對愛滋病病人提供免費治療、生活補助以及對家屬們給予救助等。零五年新年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親自探訪愛滋病人的家庭，懷抱愛滋孤兒。然而，據高醫生的調查，賣血並沒有停止，只是轉往地下。某些地方官員為了一己利益，仍以種種手段繼續縱容包庇非法賣血、打壓愛滋病維權人士，更阻礙民間有心人士協助愛滋兒童。這豈非與中央政府「以人為本」、「利為民所謀」、「打擊貪腐」的政策背道而馳？

若中央希望徹底解決問題，而不只是做一些塗脂抹粉的表面功夫，必須正視問題根源，除了加強用血安全的管理、正視愛滋病知識預防宣傳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和知識水平之外，更要改善法規和制度，禁止及嚴懲非法買賣血漿、更換和懲罰貪污官員，以及容許民間自發推行的援助和教育項目。否則只會有越來越多人感染愛滋病，愛滋孤兒也只會越來越多。

神學畢業十周年

「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9:29）
　
有些人對自己的人生規劃清楚確定，為自己定下各種各樣的目標，並朝著這些目標逐步邁進；另一些人則比較隨遇而安，表面上好樣不是那麼進取，沒有長遠的計劃，但會把握當前的機會，盡力做好每一件事和眼前的工作。其實，作為基督徒，不管你是主動進取型還是隨遇而安型，只要最終目標是耶穌基督，所做的決定和選擇是以基督為中心，都是回應天主的召叫。而在漫長的人生旅程中，當然不會事事順暢，當中會體會到人生有各種限制，但亦存在著各種的可能性，影響甚至改變人生的道路。

福音中聖母領報這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正告訴我們天主時常向人發出邀請，有時甚至以出奇不意的方式向我們說話，而一句簡單的回覆、一個後果未明的決定足以改寫一生的命運。

今年是神學畢業十周年，最近我們一班畢業同學相聚慶祝，並分享畢業十年的感受，回顧十年來各人的變化，以及人生旅程中曾經歷的事情。在我們十多位同學中，有的結了婚並生了孩子，有的轉換了工作，有的工作責任加重了比從前更忙碌，而我自己則出外進修，回港後從事了不同性質的工作。雖然我們經歷各有不同，但都不約而同道出了神學畢業後如何回應天主的召叫，我們如何尋找天主的旨意，在家庭及教會中更好地履行天主給予我們每個人獨特的使命。

我懷著喜悅和感恩之心參加這次聚會，特別感謝天主讓我認識了這班朋友，並能在畢業後組成信仰團體，互相勉勵和支持，部份同學更組成「結伴同盟」團體，為堂區策劃培育課程，一起尋找和實踐使命。我感到我們之所以在畢業十年後仍能維繫這團體，除了大家曾努力付出外，更重要是大家以集體的方式回應了天主的邀請，以信仰維繫團體。所以，即使在嘗試發展一套信仰整合課程的過程中困難重重，團體關係亦有起有落，但我們仍堅持下去。

此外，這次聚會亦讓我回想自己的前半生，上主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向我發出大大小小的邀請，不論是全職在教會內從事正義和平工作、參與不同性質的社會服務、在本地報讀神學課程、出外進修、與同屆畢業同學組成信仰團體，以及參與神學教育工作等等。凡此種種都我都體會到是天主的召叫和邀請，給予我服務教會的機會，成為天主的微小工具，傳揚福音喜訊和分享天主的愛。其實，面對這些邀請，有時都不知道是否能勝任，但再次讀這篇福音，令我感到一切邀請都是天主的恩寵，正如天使向瑪利亞說，「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因此，每一位蒙召的基督徒更要好好珍惜這份寵幸，慷慨回應上主的召叫。

祈禱能改變人的容貌

正當他祈禱時，他的面容改變，他的衣服潔白發光。（路9:29）

正值暑假，老師和學生可以稍稍歇息，在繁忙的工作或學習中停下來，吸一下清新空氣。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依舊被城市的急速節奏緊追著，在生活壓力下被迫得喘不過氣。最近與兩位皆是基督徒的朋友會面聊天，得知任社工的朋友在政府新資助政策下工作量不斷增加，所承受的壓力和面對的問題不比到服務中心求助的受助者輕，以致顯得面容疲累；另一位在一間基督教大型堂會任傳道的朋友，同樣因工作壓力和人事問題令她精力透支情緒波動。她們不約而同都說渴望有多些時間休息靜下來，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時常拖著疲倦的身驅回到家中便入睡，哪有時間祈禱默想，感覺上與上主的關係亦疏遠了。

其實，自己又何嘗不是因種種原因而與天主的關係若即若離，所以乘暑假期間工作沒有那麼緊張的時候去了一次避靜，借這段時間回望及檢討一下過去一年的生活，並專注與主交談，好能與天主培養更密切的關係，更瞭解祂對我的期望。這次經驗讓我深深體會到，要培養關係和感情，的確需要時間和付出，而個人默想祈禱確實能讓人更認識祂，並可在宇宙萬物中更容易看到祂的面容，體會到祂如何主動親近我、看顧我。

福音中記述耶穌向門徒顯聖容前，說他正在祈禱，這不是說明了耶穌與天父長期密切交談，使耶穌容光煥發，衣服光亮，顯示耶穌享受天上的光榮嗎？我們欲分享這份光榮，亦需效發耶穌，透過祈禱與上主建立密切關係。我不知道祈禱能否令人覺得我在外表上容光煥發，但我深信祈禱能改變一個人，令人內心轉化，繼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或許這份由內而外的轉變令人的容貌或外表看起來有所不同。這份力量，令「大山要像蠟燭一般溶解」（詠97:5），何況是人呢！
　
當耶穌顯聖容時，與平常的確有所不同，這是要叫門徒更深入認識他，更堅決信任他、追隨他。今時今日，我們未必在衣服潔白發光的人身上看到耶穌，而可能是在我們熟的人或陌生人身上看到耶穌，或在大自然中聽到耶穌對我們說話。無論如何，要能更敏銳地體會到耶穌在我們四周臨在，以不同的形態出現，就必須留有空間讓我們可靜心聆聽，仔細辨別。

容忍不等同團結包容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特區第三屆就職典禮上，除了為「一國兩制」作出詮釋外，亦指出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重要。他認為，「只要香港各界人士堅持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的社會共識，始終以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理性溝通，求同存異，就沒有解決不了的矛盾和彌合不了的分岐。」

相信大部份人都會贊同胡主席所言，要令社會和諧，團結包容、理性溝通和求同存異的重要，問題如何才算求同存異？是由誰決定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香港表面上是一個華人為主的社會，但不論在種族出生背景、經濟生活水平、政治信念、性取向等各方面，香港都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要令背景不同的人和諧共處，就必須互相尊重、互相扶持，而不只是單單「講」團結、「講」包容。過去香港人曾一起經歷過「非典疫情」，認識到團結一致、守望相助的重要；但對於一些有關邊緣社群的問題，如港人內地子女在港爭取居留權事件、新來港人士和少數族裔面對的種種問題、貧窮勞工的權益和保障等，一旦涉及社會資源和個人利益，大家卻未必以同樣的團結包容原則和精神面對。　

可能有些人以為，容許市民在法律範圍內抒發訴求、表達不滿的聲明，已表明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是包容的表現。就如七月一日那天，有人在早上參與和觀賞花車巡遊，慶祝香港特區成立十周年，有人在下午參與由民間團體發起的遊行，表達對特區政府的種種訴求和不滿。這已經表現了香港社會的多樣性，市民可自由選擇喜歡參與的社會活動。

然而，以容忍的態度讓持不同意見者存在或表達，只是消極的做法，不能說是團結包容；積極的做法是主動發掘提出訴求背後的原因和理據，並尋求改善的方法，令社會更趨公義，而不只追求表面和諧，這是「容忍」與「包容」（inclusive 或 solidarity）的分別。而照顧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必須關心每一個人、每一個社群的福祉，讓人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並得到合理公平的回報，而不只是讓少數富有人士掌控社會資源。

就如基層勞工家庭的困境，不是政府容許他們遊行請願就代表理解和包容他們，而是要切實保障其工資水平和工作環境。試問當基層勞工為兩餐而工作，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又哪有慶祝回歸的心情！當中便涉及當權者的權力來源是否來自一個真正向人民問責的政府，包括制度上和個人態度上。

早在一九六九年，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仍是波蘭的樞機主教時，他從事了一項研究，從哲學角度分析休戚相關或團結關懷（solidarity）的意義，指出在建設社會的過程中，休戚相關這原則與人民參與的關係。他指出這原則不排除反對者甚至對抗者的意見或行為，反對聲音可視為具有建設性，是人民參與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他認為社會制度中必須有協助反對聲音得以表達的機制，而對話交談能確保反對者不被排斥於制度之外。這種思想在後來若望保祿二世所撰寫的通諭中得以延續和發展，肯定了政府對人民應負起的責任和關懷，亦鼓勵人與人之間那種守望相助和團結、與人分享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特區政府成立十周年的今天，更值得我們反省政府以致我們每一個人實踐了多少！

(公教報 200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