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不等同團結包容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特區第三屆就職典禮上，除了為「一國兩制」作出詮釋外，亦指出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重要。他認為，「只要香港各界人士堅持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的社會共識，始終以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理性溝通，求同存異，就沒有解決不了的矛盾和彌合不了的分岐。」

相信大部份人都會贊同胡主席所言，要令社會和諧，團結包容、理性溝通和求同存異的重要，問題如何才算求同存異？是由誰決定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香港表面上是一個華人為主的社會，但不論在種族出生背景、經濟生活水平、政治信念、性取向等各方面，香港都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要令背景不同的人和諧共處，就必須互相尊重、互相扶持，而不只是單單「講」團結、「講」包容。過去香港人曾一起經歷過「非典疫情」，認識到團結一致、守望相助的重要；但對於一些有關邊緣社群的問題，如港人內地子女在港爭取居留權事件、新來港人士和少數族裔面對的種種問題、貧窮勞工的權益和保障等，一旦涉及社會資源和個人利益，大家卻未必以同樣的團結包容原則和精神面對。　

可能有些人以為，容許市民在法律範圍內抒發訴求、表達不滿的聲明，已表明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是包容的表現。就如七月一日那天，有人在早上參與和觀賞花車巡遊，慶祝香港特區成立十周年，有人在下午參與由民間團體發起的遊行，表達對特區政府的種種訴求和不滿。這已經表現了香港社會的多樣性，市民可自由選擇喜歡參與的社會活動。

然而，以容忍的態度讓持不同意見者存在或表達，只是消極的做法，不能說是團結包容；積極的做法是主動發掘提出訴求背後的原因和理據，並尋求改善的方法，令社會更趨公義，而不只追求表面和諧，這是「容忍」與「包容」（inclusive 或 solidarity）的分別。而照顧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必須關心每一個人、每一個社群的福祉，讓人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並得到合理公平的回報，而不只是讓少數富有人士掌控社會資源。

就如基層勞工家庭的困境，不是政府容許他們遊行請願就代表理解和包容他們，而是要切實保障其工資水平和工作環境。試問當基層勞工為兩餐而工作，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又哪有慶祝回歸的心情！當中便涉及當權者的權力來源是否來自一個真正向人民問責的政府，包括制度上和個人態度上。

早在一九六九年，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仍是波蘭的樞機主教時，他從事了一項研究，從哲學角度分析休戚相關或團結關懷（solidarity）的意義，指出在建設社會的過程中，休戚相關這原則與人民參與的關係。他指出這原則不排除反對者甚至對抗者的意見或行為，反對聲音可視為具有建設性，是人民參與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他認為社會制度中必須有協助反對聲音得以表達的機制，而對話交談能確保反對者不被排斥於制度之外。這種思想在後來若望保祿二世所撰寫的通諭中得以延續和發展，肯定了政府對人民應負起的責任和關懷，亦鼓勵人與人之間那種守望相助和團結、與人分享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特區政府成立十周年的今天，更值得我們反省政府以致我們每一個人實踐了多少！

(公教報 2007.7.8)

相信宗教令人轉化的神學家

工作中筆者有機會接觸一些學者和學生，他們本身沒有宗教信仰，卻研究宗教或神學，常令人產生疑問：他們與有信仰者在鑽研神學上有何分別？我想簡單來說，最大的分別在於，有信仰的人在客觀地研究宗教或神學這門學問之餘，更會問信仰對一個人的生命，尤其是對自己會產生什麼影響？

　　對基督徒來說，神學除了令人對信仰更明瞭，它更可令人轉化，在生活中實踐信仰，這是在明瞭之後再踏出一步，否則，神學只是學者在象牙塔裡做的學問，對人及社會沒有多大影響。這點對愈來愈多教友攻讀神學的香港教會來說亦值得深思。

　　加拿大神學家兼社會學家鮑姆（Gregory Baum）在學術界、教會和社會運動的投入，正好印證了神學與社會實踐的結連。他曾指出，七十年代天主教會在發展中國家的見證和教會「選擇優先關愛貧窮人」的使命，令他重新肯定真正與主相遇不會令人沒有改變，不會只對自己的幸福感恩而無視其他受苦的人，而是會徹底轉化一個人，推動他轉化社會文化。
　　
　　鮑姆於二十年代生於柏林，出生於猶太人家庭，在二次大戰期間，當時只有十五、六歲的他曾展轉被送往英國及加拿大，在加拿大曾因其德國人身份被囚禁在禁閉營兩年，後獲釋放並得到一位教會工作者資助繼續升學。當四十年代歐洲正處於動盪之際，鮑姆得以完成大學課程，他感到自己的幸運是出於上主的恩賜，這份對天主的感恩使他歸依天主教，其後更加入奧斯定會成為司鐸（但在1976年因神學上的分歧離開修會），於1956年完成神學博士課程。
　　
　　在梵二大公會議期間，鮑姆以神學顧問身份參與有關宗教自由、合一和與非基督宗教的關係等三份文件的草擬工作，並一直出任神學期刊的編輯工作，致力推動神學、文化和社會之間的交流。梵二後，鮑姆返回大學修讀宗教社會學，探討社會理論、社會現象和神學之間的關係。他曾獲多間北美洲大學頒發榮譽博士，並於1990年獲加拿大政府頒發嘉許狀，表揚這位出色神學家對不同信仰和背景的學生的指導和啟發，以及在推動合一和社會公義方面的貢獻，他的著作為當代的政治經濟問題注入深遠的倫理道德層面的討論。
　　
　　鮑姆雖然著作豐富，在學術界享負盛名，但不減他在社會正義運動的活躍程度。他自稱是一位以社區為本的知識份子，透過參與教會團體投身社會公義，亦以此接觸更多人士，特別是投身牧民和社會行動的人。在參與有關會議時，他一方面聆聽其他人的經驗和洞見，另一方面以「批判神學」(critical theology)分析具體社會事件。

　　由於他的社會學背景，他喜歡將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部份元素應用到神學上，稱為「批判神學」。他將「批判神學」理解為一種基於批判理論揭示福音中的解放信息的神學。他認為天主教的社會運動對教會社會訓導有深遠影響，影響著教會訓導當局的社會論述，從八十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人的工作》通諭和加拿大主教團的幾份牧函可見一斑。與此同時，鮑姆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教會的社會參與，指出北美教會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如行動組織/基督徒支援組織/研究中心/教育及牧民中心等）、社會公義對個人，包括神學家的影響，以及主教團與教會社關團體的互維關係等。

　　鮑姆認為他作為一個批判性神學家、知識份子，他參與社會公義運動的路途並不孤單。他希望以聖經和天主教傳統演繹他的經驗，並與過去很多因著信仰得以轉化投身社會正義的前人一起擺脫黑暗，重見希望。我想鮑姆亦希望閱讀他的著作的讀者亦受感染而轉化。

(公教報 2007.7.1)

誰是我的家人？ 家庭主日講章

聖經中記載了一個短暫的家庭分離故事。耶穌十二歲時與父母前往聖殿，途中曾獨自離開往聖殿聆聽經師說話，害得父母痛苦地找了他三天。(路2:41-49) 這故事一方面反映家長對子女的緊張關切，另一方面顯示耶穌未顧家人的感受去追求宗教知識，暗示作門徒與家庭之間的衝突。可見聖經中的家庭關係既追求和諧亦充滿張力，現實中的家庭亦如是。

家庭被視為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社會的生命細胞，所以，家庭的和諧與整體社會的穩定被看成息息相關。家庭對社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家庭為兒童提供了發展、成長、被愛護和受教育的環境，以及學習建立關係、各種倫理價值和做一個好公民。連特首曾蔭權在角逐連任時亦強調，有需要「建構和諧社會，推廣家庭觀念」。

除了家庭對社會重要之外，社會亦為家庭在有需要時作出經濟和社會支援，促進家庭中各成員的福祉。

然而，現時不少社會政策不但未能支援和鞏固家庭，反而令問題惡化，特別是中港兩地的分離家庭、面對經濟壓力的貧窮家庭、承受因工作競爭劇烈帶來壓力的中產家庭、缺乏社區支援的新市鎮家庭等等，令家庭成員承受異地分隔、生活水平下降、缺乏溝通、休息和閒暇時間等壓力，甚至因而衍生暴力悲劇。

可見家庭問題雖然有其個人和家庭內在因素，但與社會整體環境和價值觀不無關係。我們的香港社會經濟發達，事事以經濟掛帥，人的價值亦因而以其生產力和經濟能力來衡量。結果是商業機構以追求最大利潤為先，缺乏對員工及其家人的關心，工資及工作時間未顧及僱員的家庭需要。

同樣，政府在制訂勞工、經濟和福利政策時都是配合商界多於僱員的需要，導致不少家長因勞碌工作而無暇照顧子女。最近社署推出的「欣曉計劃」便暴露了政府為節省金錢，而以幫助單親家長融入社會為名，強制他們出外工作，認為家務照顧工作不算正式工作，以致影響家長與子女的相處時間和關係。　

在同樣思維下，政府在制訂人口和入境政策時，都是以經濟利益為大前提，而不是以家庭團聚為首要條件，因而衍生這麼多分離家庭。這在在反映了政府心目中的家庭觀念如何以經濟市場掛鉤。

在福音中，我們看到耶穌對遇上困難的家庭的另一種態度，特別是面對子女病危和死亡的時刻，例如耶穌醫治王臣的兒子(若4:46-53)、為迦南婦人的女兒驅魔(瑪15:21-28)。從這些故事中看到耶穌對那些為親人的苦痛前來哀求治癒的人產生憐憫之心，被愛惜子女的家長所打動，不論他們是顯赫的王臣或是被人看不起的外邦婦人，令他們得以與家人一起過新生活。

與此同時，耶穌以另一種價值觀來定義家庭關係，打破傳統的社會關係標準，使不同身份、階級和族裔的人都可成為一家人。「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意旨，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12:50）

事實上，上主創造的一切萬物原先是一個大家庭，我們與上主之間的關係就是一份家庭式的盟約關係，當中的家庭關係超越家族血緣，而關心的對象亦超越血緣上的家人。

面對現時不同家庭所面對的壓力、分離和缺乏支援，我們作為上主庭園中的家庭成員，是否有本著一份手足之情、關切的心，在有需要時給予支持，視他們為上主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呢喃？

(時代論壇Christian Times 第1027期，2007.05.06)

倫理行為中的情感元素

出於善心幫助或關懷弱勢社群往往被視為一種美德，但對某些社群的支持，特別是對那些被社會標籤或與社會大眾有利益衝突的人，如新來港人士、領取綜緩的人，卻有時被指為「同情心被利用」、「好心做壞事」或「不夠理性」。究竟做倫理決定或行為時，情感和理性因素應如何定位？是某些人「太感情用事」，抑或有些人太「心硬」呢？

曾經有神學家指出，倫理生活是出於我們的愛心，而這些行為的精神來源是由心生。因此，合乎道德不單只要求行為上做得對，它更涉及情感的投入。一旦情感被觸動，往往影響我們做些什麼作回應。例如，父母對孩子的愛令他們留意到孩子最細微的變化而給予適切的愛護，這不是關係疏離的父母可察覺到的。同樣，失業者、無家者、窮困的家庭等社會現況，不能只靠數字或片面的傳媒報導傳遞給我們，我們的心是被他們每一個不同的生命歷程所打動的。可見感性元素在推動倫理行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疏離、客觀或過於冷靜有時候未必有助人把事實看得更清楚。

當然，我們不可單靠感性一面尋求真理，將它視作倫理行為的唯一指標，因為缺乏批判性的反省或未有匯合更多的其他經驗，可能令我們流於片面和偏見。因此，在面對大大小小的倫理決定時，除了運用理性和知識，必須讓感情參與其中，這樣天主和有關道德的真理才可觸動我們。正如哲學家Paul Ricoeur指出，當知識將人分成派別的時候，情感能將人連繫起來；情感比知識更能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這不是說情感和知識兩者是對立的，而是指出具有感情的認知才是真正的知識，它令理論和純分析性的知識更完滿。

基於這種對情感與倫理行為之間的關係的理解，可見即使我們接受同樣的倫理知識，掌握相近的倫理原則，若我們心之所繫不同，對人的情感不同，價值取向不同，亦會作出很不同的倫理決定。

以文首的例子為例，若情感上培養了對他人的同理心，即使對不認識的人或背景跟自己不同的人，會以諒解和設想對方的處境角度來瞭解其苦樂，而不會先入為主作判斷，則會代入新來港人士或領取綜緩人士的角度瞭解其境況，並讓對方說出自己的經驗，再結合社會分析及教會倫理原則，好能作出負責任的倫理決定。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可能基於個人的經驗而認定某些人因未盡努力而陷入窮困境地，則情感上難以對他們認同或開放地聆聽他們的處境。　

情感所依或心之所繫與個人靈修有莫大關係。要培養同理心，身為基督徒當然是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透過默想耶穌的故事，特別是善待鄰人的比喻，有助培養發展道德良心，對他人的需要更敏銳，這正是透過祈禱靈修可以推動我們發展良好的倫理行為，包括對他們直接表達關懷和支持有關的政策措施。

破除種族歧視的圍牆

「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碰撞，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甚至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的，為了保護自己，每個人都用硬物把自己包裹起來，可是，這樣一來不但在衝撞中傷害到我们身邊的人，也會令這保護罩破碎，使人失去自己的坐標，並不斷重新包裹自己。」這是最近一部有關美國種族問題的電影《衝撞》的開場白，影片由多個有色人種被歧視或因種族引發暴力的故事組成，而故事是發生在洛杉磯這個多民族、多文化聚集的大城市。
　
影片讓人看到一個白人優越的多族群社區所出現的衝突與矛盾，這種矛盾不單存在於白人與黑人之間，亦出現在黑人與黑人之間，或不同的少數族裔之間。而衝突和暴力的出現，可以是源於個人的不愉快經驗、對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和亞拉伯人）的偏見或由語言暴力開始，繼而將心中怨氣發洩在剛考碰上的有色人種身上。這種非理性和隨意行為可以釀成羞辱，甚至奪去人命。而這些行為的背後主要是以恐懼和厭惡的態度來面對人類之間的差異，包括膚色的差異。
　
不要以為膚色和種族差異所引至的歧視問題在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才出現，香港這個只有百分之五人口為外籍人士的城市就沒有種族歧視問題。論暴力程度，香港的種族問題的確遠遠不及某些多種族大城市，但卻並非如政府所言，香港既是國際大都會，港人與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人種和睦共處，故種族歧視問題並不嚴重。為一般未經驗過歧視的香港華人，該問題可能不嚴重，但對那些經常面對不友善對待的少數族裔來說卻不盡然。一些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志願團體便直指，一直以來少數族裔不但在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和就業市場中，或租住房屋時得不到公平待遇，更成為警察濫權和出入境政策下的受害者，會被誣告、留難或騷擾；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亦會被人避開、投以異常目光甚或出言詆譭。
　
政府於十二月初公布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原本是進步的跡象，顯示政府願意透過立法保障各種族得到平等的教育及就業機會。可惜的是，法例中有不少豁免範圍，如涉及中小型企業、租住房屋、警權和入境方面等，令少數族裔仍可能繼續面對不少生活上的問題。無論如何，希望政府本身在制定政策時，亦對不同種族的需要有更敏銳和提供切及需要的服務，包括語言課程、翻譯服務、物資和經濟支援等。
　
除了從制度層面讓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個人層面亦不可忽略。法律可以阻嚇歧視行為，亦可發揮教育作用，但每一個人的態度是建立平等社會的關鍵，故需要重新認識如何對待差異。　黑人女性主義作家Audre Lorde曾指出，面對性別和種族之間的差異時，大部份人會採用以下三種的其中一種回應方式：忽視它、若對方是有權勢者則模仿它，若對方是無權勢者則毀滅它。這樣只會造成分化、疏離和恐懼。要克服這些障礙，我們要細心和虛心聆聽對方的經驗，學習破取偏見，欣賞對方；我們要透過對話和連繫，瞭解彼此的不同。
　

在耶穌身處的時代中，社會上也存在著不同階級和背景的人，他們之間充滿隔膜和鴻溝，如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不相往來、男人和女人不可在公開地方講話、猶太人看不起撒瑪黎雅人。然而，耶穌卻以福音帶來革命性改變，破除這些隔閡。在這慶祝基督降生的慶節，就讓我們一起反思如何以行動破除種族歧視的圍牆。

負責任的倫理決定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曾面對「我應該如何做？」「我如何知道我是否作出了明智的抉擇？」「這樣做是否對？」等問題，涉及的情況可以是生死尤關（如對於瀕臨死亡邊緣的親人是否仍給予治療），可以是影響弱勢社群的社會政策（如就最低工資立法），或涉及道德價值觀（如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權利），又或者只是簡單的一個個人決定（如將時間用在完成一篇已過了最後期限的文章，或為所服務的信仰團體完成沒有人有時間做的緊急而瑣碎的工作）。這些大大小小的倫理抉擇，在我們的生命中佔了一定的位置。作為基督徒自然會問，信仰是否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同欄作者在上期指出了，在一些信理問題上，信仰有答案，但神學則是一個追求解釋答案的過程，是透過理性與信仰對話，故沒有一個絕對答案。

而各種各樣的倫理課題，涉及的是一些具體處境、具體對象（自己或他人）和具體行為，每個處境都有一些獨特性，這些都不只是理論探討，而是實踐問題，影響到生活的問題，更需要每一個人謹慎明智地進行分辨，不能要求他人提供即食、劃一、絕對的答案。　　
那麼，怎樣才算明智謹慎地辨別？要如何培育良心，才可使人作出成熟且負責任的倫理決定？

倫理神學家古拿(Richard Gula, S.S.)提出了感性和理性並重的倫理辨別過程(process of moral discernment)，當中包含信仰、理性、情感和直覺四項元素。當我們就某倫理議題進行辨別時，就是在這四個元素上盤旋並將它們交織起來。信仰提供了詮釋角度和架構，讓我們定下優次；理性幫助我們進一步評估經驗和探討當中的多元關係；情感和直覺讓我們就所發生的事作出第一反應和判斷，並就當下的處境評估自己應負上什麼責任。令這四項元素達至和諧就是智慧的表現。

古拿又指出，在這四個元素之間尋找和諧的過程中，宏觀的社會情境（包括宗教價值觀、家庭朋友的觀點、社會主流文化思想和權威等）、問題發生的當下處境，以及個人本身所經驗的境況這三個層次，又影響著我們的倫理決定。

例如在探討最低工資的問題時，一位基督徒的倫理決定有可能被下列因素影響：信仰的財富觀、信仰中有關工作和工人的教導、家人朋友的看法、傳媒陳述的觀點、經濟學家的意見、當下香港低收入工人的境況及對家人的影響、對工人實際境況的認識和體驗、認真尋求上主的旨意等等……當中涉及理性和感性的元素，當我們在分析和辨別時，信仰、理性、情感和直覺這四項元素同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上述例子中，若我們只著重經濟學家的分析或主流傳媒的觀點，而沒有理會信仰的教導，則不是一位基督徒的立場；若我們只重理論探討，而沒有深入瞭解當事人的經驗，則流於空談缺乏同理心。所以，當一位成熟負責任的基督徒認真地問本文開首的問題時，必須衷心意識到什麼可幫助人活得豐盛，什麼會傷害這目標，這需要在知識上、自由選擇上及感性上（情緒穩定、具同理心）不斷接受培育。最重要的是明白信仰要求我們以愛作為倫理行為的出發點，基於這原則就個別問題作倫理辨別，分辨哪種行為最能回應天主的召叫，彰顯人的價值。否則，我們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讓別人為我們做決定。

同時，我們亦要認識自己的局限，此刻或未能滿足福音中愛的要求，但至少願意刻盡力做好，並願意在倫理上有所成長。作為牧者的需要協助信徒看到自己在哪方面要改善，指出困難所在並協助克服困難，使基督徒在道德上不斷成長。

對靈修陪伴和靈修操練的反省

（對靈修陪伴和靈修操練的反省：靈修培育課程後反思）

靈修陪伴是一種心靈對話，是陪伴者幫助被陪伴者分辨屬靈經驗，幫他開放自己，讓聖神在他身上工作，好能在靈性上有所成長。陪伴者本身必須持有一顆開放的心，以同理心聆聽；作為天主的工具，陪伴者自己亦要時常與天主保持親密的關係，因此，陪伴者自己亦必須有一位好的陪伴者，幫助、提醒和勉勵自己。

在過去幾個月，透過祈禱、學習和靈修陪伴者的同行，幫助我與天主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讓我再次認識天主的愛，從而推動我在生活中工作中與人分享這份愛，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

為我來說，天主的形象對我的靈修祈禱以至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影響至深。我心目中的天主形象反映我是誰和我應成為怎樣的人，這形象不單只塑造了我如何瞭解天主和與祂建立關係，亦影響我如何看基督徒的生活，以及我如何回應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

作為基督徒，耶穌就是看不見的天主的形象。耶穌的復活前形象是治療者、充滿智慧的師傅、社會性的先知；復活後是初期教會基督徒團體所經驗的種種神聖形象，是復活主。無論是哪種形象，耶穌的形象帶領我和邀請我以新目光看生命、看天主，即是重視關係這遠景。當中，復活後的耶穌就是「天主聖三」這形象尤其重要。天主聖三不再是深奧難明的神學理論，而是彰顯天主本身就是關係，是以愛維繫的一個團體。這形象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本質亦是社會性和關係性，被造成為在愛中施與受。當我們被這重視關係的「天主聖三」形象所影響，我們會留意其他人的價值和尊嚴，重視其他人以至社會和世界的福祉，並推動我們以行動糾正、改變、挑戰各種造成分裂、排斥和邊緣化的原因和現象。

由於我們對天主的形象和經驗影響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和基督徒倫理生活，而祈禱和靈修操練提供了我們與主相遇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更意識到天主的臨在，幫助信仰和生活整合，所以祈禱、聖經默想等操練對我們與天主建立親密關係很重要，它塑造我們如何看這世界和如何在世界中實踐信仰。以基督為中心的祈禱能轉化我們的想像，提高我們對周邊的人和事的敏銳觸覺，感受到天主對我們的愛，並願意效法耶穌，以愛還愛，投身建設更美好的世界，因為耶穌亦是一位愛惜萬物，特別是愛護弱小者的主。

我自己其中的經驗是，在將臨期期間，我參加了勞工事務委員會的「家庭工資倡議運動」，體驗低收入工人的生活，並支持爭取合理工資，這是祈禱的果效，在參與過程中，透過祈禱寫日記對耶誕關懷弱少者有進一步體會。另外，在四旬期期間，我以Megan Mckenna 的《日日新：四旬期讀經默想》陪伴我每日祈禱，當中很多反省令我有所感動，作者指出「真正的祈禱能使我們更加敏銳，因為天主的眼睛和天主的心，強化了我們的知覺。」「世上的最弱小者，是天主在我們中間的臨在。我們對他們在關懷和尊重方面的所有疏忽，就是對天主在敬奉和專注方面的疏忽。」透過每日讀經，加深了我對天主寬仁關愛弱小者的形象，亦提醒我、推動我以實際行動關懷社會上被忽略的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