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種族歧視的圍牆

「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碰撞，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種族與種族之間的，甚至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的，為了保護自己，每個人都用硬物把自己包裹起來，可是，這樣一來不但在衝撞中傷害到我们身邊的人，也會令這保護罩破碎，使人失去自己的坐標，並不斷重新包裹自己。」這是最近一部有關美國種族問題的電影《衝撞》的開場白，影片由多個有色人種被歧視或因種族引發暴力的故事組成，而故事是發生在洛杉磯這個多民族、多文化聚集的大城市。
　
影片讓人看到一個白人優越的多族群社區所出現的衝突與矛盾，這種矛盾不單存在於白人與黑人之間，亦出現在黑人與黑人之間，或不同的少數族裔之間。而衝突和暴力的出現，可以是源於個人的不愉快經驗、對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和亞拉伯人）的偏見或由語言暴力開始，繼而將心中怨氣發洩在剛考碰上的有色人種身上。這種非理性和隨意行為可以釀成羞辱，甚至奪去人命。而這些行為的背後主要是以恐懼和厭惡的態度來面對人類之間的差異，包括膚色的差異。
　
不要以為膚色和種族差異所引至的歧視問題在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才出現，香港這個只有百分之五人口為外籍人士的城市就沒有種族歧視問題。論暴力程度，香港的種族問題的確遠遠不及某些多種族大城市，但卻並非如政府所言，香港既是國際大都會，港人與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人種和睦共處，故種族歧視問題並不嚴重。為一般未經驗過歧視的香港華人，該問題可能不嚴重，但對那些經常面對不友善對待的少數族裔來說卻不盡然。一些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志願團體便直指，一直以來少數族裔不但在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和就業市場中，或租住房屋時得不到公平待遇，更成為警察濫權和出入境政策下的受害者，會被誣告、留難或騷擾；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亦會被人避開、投以異常目光甚或出言詆譭。
　
政府於十二月初公布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原本是進步的跡象，顯示政府願意透過立法保障各種族得到平等的教育及就業機會。可惜的是，法例中有不少豁免範圍，如涉及中小型企業、租住房屋、警權和入境方面等，令少數族裔仍可能繼續面對不少生活上的問題。無論如何，希望政府本身在制定政策時，亦對不同種族的需要有更敏銳和提供切及需要的服務，包括語言課程、翻譯服務、物資和經濟支援等。
　
除了從制度層面讓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個人層面亦不可忽略。法律可以阻嚇歧視行為，亦可發揮教育作用，但每一個人的態度是建立平等社會的關鍵，故需要重新認識如何對待差異。　黑人女性主義作家Audre Lorde曾指出，面對性別和種族之間的差異時，大部份人會採用以下三種的其中一種回應方式：忽視它、若對方是有權勢者則模仿它，若對方是無權勢者則毀滅它。這樣只會造成分化、疏離和恐懼。要克服這些障礙，我們要細心和虛心聆聽對方的經驗，學習破取偏見，欣賞對方；我們要透過對話和連繫，瞭解彼此的不同。
　

在耶穌身處的時代中，社會上也存在著不同階級和背景的人，他們之間充滿隔膜和鴻溝，如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不相往來、男人和女人不可在公開地方講話、猶太人看不起撒瑪黎雅人。然而，耶穌卻以福音帶來革命性改變，破除這些隔閡。在這慶祝基督降生的慶節，就讓我們一起反思如何以行動破除種族歧視的圍牆。

負責任的倫理決定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曾面對「我應該如何做？」「我如何知道我是否作出了明智的抉擇？」「這樣做是否對？」等問題，涉及的情況可以是生死尤關（如對於瀕臨死亡邊緣的親人是否仍給予治療），可以是影響弱勢社群的社會政策（如就最低工資立法），或涉及道德價值觀（如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權利），又或者只是簡單的一個個人決定（如將時間用在完成一篇已過了最後期限的文章，或為所服務的信仰團體完成沒有人有時間做的緊急而瑣碎的工作）。這些大大小小的倫理抉擇，在我們的生命中佔了一定的位置。作為基督徒自然會問，信仰是否為我們提供了答案？

同欄作者在上期指出了，在一些信理問題上，信仰有答案，但神學則是一個追求解釋答案的過程，是透過理性與信仰對話，故沒有一個絕對答案。

而各種各樣的倫理課題，涉及的是一些具體處境、具體對象（自己或他人）和具體行為，每個處境都有一些獨特性，這些都不只是理論探討，而是實踐問題，影響到生活的問題，更需要每一個人謹慎明智地進行分辨，不能要求他人提供即食、劃一、絕對的答案。　　
那麼，怎樣才算明智謹慎地辨別？要如何培育良心，才可使人作出成熟且負責任的倫理決定？

倫理神學家古拿(Richard Gula, S.S.)提出了感性和理性並重的倫理辨別過程(process of moral discernment)，當中包含信仰、理性、情感和直覺四項元素。當我們就某倫理議題進行辨別時，就是在這四個元素上盤旋並將它們交織起來。信仰提供了詮釋角度和架構，讓我們定下優次；理性幫助我們進一步評估經驗和探討當中的多元關係；情感和直覺讓我們就所發生的事作出第一反應和判斷，並就當下的處境評估自己應負上什麼責任。令這四項元素達至和諧就是智慧的表現。

古拿又指出，在這四個元素之間尋找和諧的過程中，宏觀的社會情境（包括宗教價值觀、家庭朋友的觀點、社會主流文化思想和權威等）、問題發生的當下處境，以及個人本身所經驗的境況這三個層次，又影響著我們的倫理決定。

例如在探討最低工資的問題時，一位基督徒的倫理決定有可能被下列因素影響：信仰的財富觀、信仰中有關工作和工人的教導、家人朋友的看法、傳媒陳述的觀點、經濟學家的意見、當下香港低收入工人的境況及對家人的影響、對工人實際境況的認識和體驗、認真尋求上主的旨意等等……當中涉及理性和感性的元素，當我們在分析和辨別時，信仰、理性、情感和直覺這四項元素同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上述例子中，若我們只著重經濟學家的分析或主流傳媒的觀點，而沒有理會信仰的教導，則不是一位基督徒的立場；若我們只重理論探討，而沒有深入瞭解當事人的經驗，則流於空談缺乏同理心。所以，當一位成熟負責任的基督徒認真地問本文開首的問題時，必須衷心意識到什麼可幫助人活得豐盛，什麼會傷害這目標，這需要在知識上、自由選擇上及感性上（情緒穩定、具同理心）不斷接受培育。最重要的是明白信仰要求我們以愛作為倫理行為的出發點，基於這原則就個別問題作倫理辨別，分辨哪種行為最能回應天主的召叫，彰顯人的價值。否則，我們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讓別人為我們做決定。

同時，我們亦要認識自己的局限，此刻或未能滿足福音中愛的要求，但至少願意刻盡力做好，並願意在倫理上有所成長。作為牧者的需要協助信徒看到自己在哪方面要改善，指出困難所在並協助克服困難，使基督徒在道德上不斷成長。

對靈修陪伴和靈修操練的反省

（對靈修陪伴和靈修操練的反省：靈修培育課程後反思）

靈修陪伴是一種心靈對話，是陪伴者幫助被陪伴者分辨屬靈經驗，幫他開放自己，讓聖神在他身上工作，好能在靈性上有所成長。陪伴者本身必須持有一顆開放的心，以同理心聆聽；作為天主的工具，陪伴者自己亦要時常與天主保持親密的關係，因此，陪伴者自己亦必須有一位好的陪伴者，幫助、提醒和勉勵自己。

在過去幾個月，透過祈禱、學習和靈修陪伴者的同行，幫助我與天主建立更密切的關係，讓我再次認識天主的愛，從而推動我在生活中工作中與人分享這份愛，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

為我來說，天主的形象對我的靈修祈禱以至如何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影響至深。我心目中的天主形象反映我是誰和我應成為怎樣的人，這形象不單只塑造了我如何瞭解天主和與祂建立關係，亦影響我如何看基督徒的生活，以及我如何回應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

作為基督徒，耶穌就是看不見的天主的形象。耶穌的復活前形象是治療者、充滿智慧的師傅、社會性的先知；復活後是初期教會基督徒團體所經驗的種種神聖形象，是復活主。無論是哪種形象，耶穌的形象帶領我和邀請我以新目光看生命、看天主，即是重視關係這遠景。當中，復活後的耶穌就是「天主聖三」這形象尤其重要。天主聖三不再是深奧難明的神學理論，而是彰顯天主本身就是關係，是以愛維繫的一個團體。這形象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的本質亦是社會性和關係性，被造成為在愛中施與受。當我們被這重視關係的「天主聖三」形象所影響，我們會留意其他人的價值和尊嚴，重視其他人以至社會和世界的福祉，並推動我們以行動糾正、改變、挑戰各種造成分裂、排斥和邊緣化的原因和現象。

由於我們對天主的形象和經驗影響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和基督徒倫理生活，而祈禱和靈修操練提供了我們與主相遇的時間和空間，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更意識到天主的臨在，幫助信仰和生活整合，所以祈禱、聖經默想等操練對我們與天主建立親密關係很重要，它塑造我們如何看這世界和如何在世界中實踐信仰。以基督為中心的祈禱能轉化我們的想像，提高我們對周邊的人和事的敏銳觸覺，感受到天主對我們的愛，並願意效法耶穌，以愛還愛，投身建設更美好的世界，因為耶穌亦是一位愛惜萬物，特別是愛護弱小者的主。

我自己其中的經驗是，在將臨期期間，我參加了勞工事務委員會的「家庭工資倡議運動」，體驗低收入工人的生活，並支持爭取合理工資，這是祈禱的果效，在參與過程中，透過祈禱寫日記對耶誕關懷弱少者有進一步體會。另外，在四旬期期間，我以Megan Mckenna 的《日日新：四旬期讀經默想》陪伴我每日祈禱，當中很多反省令我有所感動，作者指出「真正的祈禱能使我們更加敏銳，因為天主的眼睛和天主的心，強化了我們的知覺。」「世上的最弱小者，是天主在我們中間的臨在。我們對他們在關懷和尊重方面的所有疏忽，就是對天主在敬奉和專注方面的疏忽。」透過每日讀經，加深了我對天主寬仁關愛弱小者的形象，亦提醒我、推動我以實際行動關懷社會上被忽略的社群。　

日常生活中的倫理

早前女藝人在更衣室被偷拍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偷拍者和出版商自然成為眾矢之的，被指「販賣色情、侵犯私隱」，嚴重違反道德操守，但消費者卻往往輕易逃過責任。其實，正是廣大消費者每人所付出的十元八塊形成的龐大市場，吸引雜誌的編輯老闆不斷生產這類商品。因此，兩者的責任可謂不相伯仲。然而，現時的討論卻集中在如何規管傳媒，卻忽略了大眾的道德責任和人格陶成。

同樣，在教會內，當論及倫理問題時，不少人會把墮胎、安樂死、同性戀、貪污斂財、戰爭殺戮等涉及醫療、性向和社會問題視為倫理道德問題，認為這些才是重要且迫切的議題，直接參與其中的少數人才與這些議題有關，卻少有把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行為視作倫理行為。其實，不論是我們的說話方式、運用時間方式、訂定的計劃和目標、與他人建立的關係等等，這些都構成我們的倫理生活。而這些日常行為既反映了「我是誰」，亦塑造了「我是誰」，影響日後的重大倫理決定。正如倫理神學家J. Keenan指出，倫理神學不只是探討一些重大的行為或嚴重的罪行，更是研究人的生活，以及整個人的人格和性情。　

不過，因著我們常常把上述列舉的議題才視為倫理問題，久而久之就把倫理道德主要視為避免惡行。然而，避免惡行對今日的天主教徒來說，只是倫理上的最低要求。更積極來說，我們要問自己，要成為基督的追隨者，我們要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為基督、為教會、為我們的社群和鄰人又可以做什麼？應定下哪些目標去改善關係、改善現況、改善自己及他人的生活？這便要從自己的生活做起。

換句話說，即使我們不墮胎，沒有協助人安樂死，沒有貪污偷竊，沒有殺人，不表示我們就是一位好的基督徒。我們更要進一步反省自己生命的價值取向，在化為人生態度和行為時，有沒有尊重生命、憐憫他人、照顧病弱者、與人分享、主動關心家人、朋友，以至外來者和有需要人士？內心又曾否產生暴力的念頭、想控制他人或盲從附和？

套用在本文開首的個案上，擺買一兩期雜誌並不表示某人反對偷窺文化、不隨波逐流和尊重他人，因為他可能經常閱讀其他同類型刊物，不自覺地鞏固這風氣。只有把尊重他人的美德內化為我們的待人態度和表達方式，繼而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才不會被該類嘩眾取寵、揭人私隱的讀物吸引，使出版商有藉口借迎合市場口味而推出該類刊物，並能以這待人態度一視同仁。
　
這正好說明培養種種德行（如仁愛、正義、節制等）和判斷能力的重要性。面對社會以至世界的種種難題、疑慮、不確定境況，單以法律和規範去禁止某些行為並不足夠，德行能使教友懂得更明智地作出判斷和行事，為自己的倫理行為負責，甚至以德行抗衡文化中的惡習，從而做一個真正的基督追隨者。

International Day of World Peace: Weapons within our hearts

Weapons Within Our Hearts

“Then he will judge between the nations and arbitrate between many peoples. They will hammer their swords into ploughshares and their spears into sickles. Nation will not lift sword against nation no longer will they learn how to make war.” (Israel 2:4)

The statement quoted from this bible verse which is hanged outside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reflects that peace is not only the desire of Israelists of the Old Testament era, it is also the hope of people in contemporary age.

People nowadays always talk about civilization and civilized acts, thus, peaceful means, rather than violence should be employed to solve conflicts. However, hatred and wars between nations and ethnics occur continuously. Numerous examples tell us peaceful day is a far far away dream which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particularly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the suicidal attack of extreme Muslims towards the West, the occupation of Iraq by U.S. in the name of destroying “the terrorists.” Recently, we witnessed the attack of Lebanon by Israel and the British airport chaos. All these lead to death and injury of innocent civilians.

Our world is facing different kinds of “terrorist” attack. Suicidal attack, of course, is frightening. Are white terrorism, racial and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suppress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arose from anti-terrorism equally frightening? Revenge, violence and war cannot solve problem indeed. They only carry on the conflicts, bringing never-ending hatred. In fact, many political leaders employed various kinds of obvious and subtle violence to reinforce the feeling of hatred in the name of patriotism, ignoring the freedom and lives of civilians.

Very often, we think that racial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ar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we are not the ones who create them and we cannot do much on that, thus, we don’t need to shoulder any responsibility. However, have we ever thought that we are creating and reinforcing violence and injustice intentionally? In her article “The Tridents Within,” American feminist Jeanne Clark notes that “trident and all future weapons of destruction can be stopped only when we look deeply enough within ourselves to discover that there are Tridents within us.” These weapons within us are those things which disrupt our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ourselves, with one another, with the earth and its creator.

Weapons within us originate from our inability to accept difference which gives rise to a desire of control. For many people, one way to treat difference is to make you like I am, or I will destroy you or neglect you, making you as someone non-exist or name you as an enemy. Once an enemy is created, I don’t need to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struggling with differences within me. The differences is in you; good and evil, right and wrong is clear. Everything is in my control.

Such desire of control does not merely exist in the hands of strong powers, it also exists in each of us. We want to be winners in everything. Apart fro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enas, this kind of desire and temptation occu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friends, partners and even in our faith. For example, when we think that we are more holy and faithful, know more truth and do better than others, we may neglect, exclude or ignore thos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us.

On the other hand, submitting to reality, abandoning the power to bring change to the world and give it to the dominant powers is another kind of weapon within us.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only heroes and leaders can bring hope. Such feeling of helplessness and hopelessness deter us from taking up responsibilities. It is this kind of submissiveness and passivity that give violence a chance to continue, leading us to see the harm that others bringing to us, but not seeing such attitudes may bring harm to others as well as ourselves.

Today, violence continues and expresses in various form. Before it occurs in the form of war, it grows and flourishes deep within us. As Christians who accept the gospel of the Son of Peace Jesus Christ, are we willing to examine the various kinds of weapons within us and see clearly? Are we willing to repent and become peacemakers? In view of the reality, the peace message of Isaiah is not easy to achieve in today’s world, but this is the hope of us.

國際和平主日

「他將統治萬邦，治理眾民；致使眾人把自己的刀劍鋳成鋤頭，將自己的槍矛製成鎌刀；民族與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類不再學習戰鬥。」　（以／依2: 4）

這句懸掛在聯合國總部的經文，反映出和平不只是舊約時期以色列人的渴望，更是現代人的願望。

現代人講求文明，理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訴諸暴力。但是有關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恨之消息卻是不絕於耳。近日的以黎衝突、英國機場驚魂，以至長期的以巴土地紛爭、因所謂的恐怖襲擊和反恐行動而傷及無辜平民等，都在告訴我們，和平的日子似乎遙不可及！

我們的世界正在面對不同形式的恐怖襲擊。同歸於盡式的襲擊固然可怕，但因反恐怖主義而造成的白色恐怖、種族宗教歧視、遏制言論及新聞自由等不是同樣可怕嗎？復仇、暴力和戰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會沉澱、累積，以至蔓延下一代，帶來循環不息的仇恨和衝突。

很多時，我們以為種族宗教糾紛或戰爭衝突是國際問題，個人的力量根本解決不了，所以自己亦不用負上任何責任。然而，我們可曾想到，自己可能不自覺地參與製造或鞏固暴力和不義呢？美國婦運領袖Jeanne Clark在一篇名為「內心的武器」的文章中指出，如果我們不深切檢視潛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武器，所有危害人類的「大殺傷力武器」根本無法消滅；這些內在武器正是那些破壞和侵蝕我們與自己、與他人、與地球以及與創造者關係的東西。

內心的武器源於我們無法接受差異，因而產生控制的慾望。對不少人來說，對待差異的其中一種方法是將對方改變成為跟我一樣，另一種方法是消滅他，又或是否定他，將他視為不存在，稱之為敵人。一旦製造了敵人，我們就不用因內心的差異而痛苦爭扎，而只將差異歸咎於對方，對錯、好壞變得黑白分明，一切似乎在自己掌握和控制之內。這種控制的慾望不只存在於擁有權力的強國手中，亦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希望在一切事上取得勝利。不要以為這慾望和誘惑只發生在政治、經濟層面，其實，它亦出現在父母與子女、朋友或伴侶之間的關係上，甚至是信仰層面。例如，當我們渴望比別人更神聖、更忠信、掌握更多真理，或在任何事上都想比其他人好，則可能會忽略、排斥或否定其他與自己不同的人。　

另一方面，屈服於現狀，自動放棄改變世界的能力，將這能力供手相讓予霸權者，是另一種內心武器。有些人以為要等待領袖或英雄的出現，才有希望。無力感和無望感，令我們不再相信自己可以為事件負責；正是這種被動和服從，使暴力有機可乘延續下去，我們亦只看到別人對自己帶來的暴力傷害，卻沒有察覺因自己屈從於權力亦會對他人或自己造成傷害。

今天，我們仍看到戰事不斷，在暴力以戰爭形式出現之前，它早已在我們的內心萌芽。我們既接受了耶穌基督這位「和平之子」的福音，我們是否願意察亮眼睛，檢視一下自己內心深處所潛藏著的各式各樣武器，不論是控制他人或盲目服從？是否決心悔改成為一位締造和平的使者？昔日以賽亞先知的和平信息，對今天的基督徒來說，雖然在實踐上困難重重，卻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戰爭哪有正義？

　晚上有一電台節目名為《數字人生》，專門介紹一些與數字有關的有趣資料和故事。然而，現實中不少數字卻不是那麼有趣，更有些令人不寒而慄。

　　英國《獨立報》８月８日頭版在《戰爭的代價令世界蒙羞》的標題下，公佈了一系列數字：以色列軍隊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和空中打擊中，已造成黎境內932人死亡，75人失蹤，當中三份一是13歲以下兒童。29名黎巴嫩士兵喪生、3293名黎巴嫩人受傷，其中45%是兒童。超過90萬黎巴嫩人流離失所，其中30萬人是兒童。以色列方面94人死亡，1867人受傷。

　　執筆時，聯合國經過多番協商終達成停火協議，但以軍在停火前卻不繼轟炸黎巴嫩南部，據報在決議案通過後釀成最少19人死亡。

　　其實，這些數字何只是一堆數字，它反映了戰爭衝突的代價是人的生命。在戰亂時期，人的生命，特別是平民、婦女和兒童的生命變得一文不值，他們往往成為好戰者的工具，成為抵擋敵方反擊的「人肉盾牌」，不少人更成為親眼目睹家人被殺害的見證人，承受骨肉分離之痛楚。
　　
　　大部份人都不想自己被牽涉在戰事中，而國際政治中的「正義戰爭」理論都是想盡量避免戰爭的發生，或一但發生應盡量保護平民。天主教傳統的「正義戰爭」理論亦強調，戰爭必須是最後採用的手段，最終目的應是和平修好，而交戰過程必須有節制、不濫殺無辜。然而，試問現實中有哪場戰爭不會濫殺無辜？透過暴力能達至真正的和平嗎？事實上，所謂正義戰爭，往往只是參戰和攻擊者自以為是正義，自以為具有嚴正理由，目的和過程卻往往是不顧一切催毀對方的力量，包括設施和人民。

　　就像今次的戰爭，以色列自恃實力強大，為解救兩名被黎抓獲的以軍不惜侵入黎巴嫩，並全面摧毀南黎基礎設施，又大量轟炸平民居所，務求將黎炸得經濟徹底崩潰，使這個地區成為一個無法居住和生活的地區，最終以消滅真主黨為目的。真主黨亦不甘示弱，實行以牙還牙，炸毀以色列民居。凡此種種已顯示有關行動已遠遠超越「有節制、不濫殺無辜」的正義戰爭條件。　

　　面對這場毫不正義且傷及眾多無辜平民的戰爭，西方國家竟坐視不理，遲遲不願採取行動，特別是美國，不但為以色列提供上億美元的軍火，更一直阻止立即停火的要求，令戰事持續。美國這種傾斜於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在過去已經為中東以至世界和平帶來極大傷害，亦助長了中東激進勢力的壯大，致使中東和平進程變得遙遙無期。

　　但在這些衝突之中，我們卻見到和平的曙光。美國以至香港主流傳媒甚少報導的和平運動者，當中包括來自美國的宗教人士，在本土或遠赴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等中東國家，親身作見證，與這些地方的人民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暴力，部份更曾以血肉之軀造成人鏈，阻止軍方傷害平民百姓。可能有些人覺得他們很傻，但他們的目標卻是單純的。曾聽過一位參與和平運動的基督徒分享，他們只是效法耶穌基督，希望以和平戰勝暴力和霸權，以愛感染其他人，直至以下的預言實現：「他們使眾人把自己的刀劍鋳成鋤頭，將自己的槍矛製成鎌刀；民族與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類不再學習戰鬥。｣（依二4）

由五四到民主監察政府

民主與自由，若不以法律保障個人價值，則不管說得多麼動聽，都是空談！

今年是五四運動八十七周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五四當日到北京師範大學，與青年學生談到五四運動的兩個口號，即民主和科學。他指出，今天講民主，就是要讓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環境，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而講科學就是要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人才，遵循經濟規律、科學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建設一個創新型國家。他更強調國家政策是以人為本，在學校是以學生為本，需以啟發式教育開啟學生思路。溫總理這番話聽起來十分動聽，任何人都會十分同意，問題是這些話能否兌現？

近日讀到前社會科學院院長、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榮休教授趙復三有關總結五四經驗的文章，他指出要實踐民主監督的權利，必須開闢渠道讓人民對國家大事充份發表意見，監督公務人員的言行，監督政府的一切工作。在回顧五四以來的歷史的過程中，趙教授觀察到科學和民主的口號儘管響亮，但中國知識青年多半未懂得用科學民主方法思考和正確認識歷史，因而造成了過去的盲從；另一方面，當權執政者的專制統治亦壓抑了民主發展。因此，要在今天社會文化道德和思想危機中重建中國的文化，必須真正實踐科學和民主精神，即是用社會實踐來驗證任何政治人物的理論、路線、方案和政策；喚醒人民大眾起來監督政府的工作。當中，傳播媒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正是民主監督政府不可少的工具，是人民接收資訊以便作出判斷的不可少的渠道。

然而，我們看到的是國內一個又一個新聞和言論自由被限制的例子。除傳統媒介如報章雜誌的記者和編輯被審查甚至拘捕外，最近更傳來一連串網路公司協助中國政府拘捕網路上活躍的作家和新聞從業員的消息，以及政府收緊對互聯網的管理，封鎖和控制某些所謂敏感的新聞報導。繼去年湖南《當代商報》原編輯師濤、四川省達州市前財政局官員李智，在美國互聯網公司雅虎向中國當局提供了其帳號和密碼等證據，分別被成功控以「涉露國家機密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後，遼寧姜力均亦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被判處四年徒刑。在某些官員眼中，他們是異見分子，犯下危害國家的罪狀，但他們只不過是發放資訊和評論，參與建設讓人民監督政府的環境而已。

就以姜力均的例子來說，他只是與其他人士聯署致中共十六中的公開信，要求重新評價八九民運、釋放政治犯、推行致治改革，這只是人民自主地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與「試圖用暴力手段實現民主」是兩碼子的事。若讓人民以言論向政府公開表達意見也屬違法，溫總理的「讓人民監督政府參與決策」難道只是空談？　

與此同時，一向高舉民主自由的美國，當中的大企業為求發展中國的龐大市場，而不惜犧牲道德責任，為政府檢控異見人士提供證據，這不只是出賣客戶的個人資料，亦是出賣自己的良知。

生活在香港的我們一向享受著網上和傳媒的自由空氣，或未能感受到失去言論自由的威脅，以及擴闊民主空間的迫切性。這些例子正好讓我們反省自己是否以民主精神生活和以科學精神驗證理論和政治人物的講話。
阮美賢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供稿

A duty to speak out for social justice

The elevation to cardinal of Bishop Joseph Zen Ze-kiun is an uplifting experience for many Chinese Catholics all over the world - it should confirm the faith and religiosity, as well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Now, a cardinal who is familiar with the church in China can give advice directly to the Pop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s may upset other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hurch, who have always questioned the new cardinal's suitability, as a religious leader, to comment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Cardinal Zen's outspoken style in handling social issues has often been criticised for mixing religion and politics. Many critics have argued that religion and politics should be separate. Others regard him as the conscience of the church and society for his role in fighting for social justice.

Criticism and praise of the prelate are often determined by the political stance of those making the comments, rather than knowledge of the role a church leader should play in society - and whether the church should have a mission of social concern. What people oppose, in fact, is that Cardinal Zen stands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supports mor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is may hinder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vileged, and anger Beijing.

People often get a confused idea of what is meant by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They sometimes adopt the definition set by totalitarian regimes instead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academics or the church itself. They think that any individual or group with views that differ from the government's should keep out of political affairs: otherwise it will be considered intervening in state affairs. However, the act of interven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commenting on public affairs.

In January, Pope Benedict released his first encyclical, Deus Caritas Est - literally "God is love" - saying clearly that the church should not turn away when it discovers injustice in society. That is because the doctrine of love requires us to stand for social justice. Over the years, the church has issued various documents on social teaching, encouraging clergies and the faithful around the world to uphold human dignity and advance social justice in their communities. This is an inherent miss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every Christian.
We don't expect Cardinal Zen to act like the late Cardinal Jaime Sin of Manila - calling for people to take to the streets to overthrow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But we do expect him to uphold social justice in society in relation to the church's doctrine of love, and to encourage Christians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 of love and justice.

It is strange for people to suggest that religious people should not take part in any secular activities. As a moral guide in society, a church leader has a duty to speak out for the powerless and underprivileged, and to remind the ruling class of what it should do to ensure that civil rights are protected and wealth is distributed fairly.

In a recent interview with CNN, Cardinal Zen explained that there were two distinct types of politics: official, party politics and the wider participation of civil society. He said clergy and religious people should not engage in the first, but that the latter was a duty of all citizens.
In Hong Kong, party politics is very much related to winning more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and district councils. However, taking part in a civil-rights movement is a different story. This is targeted at encouraging people to construct a more just society. It is exactly the kind of politics that every citizen should take part in.

Politics is intertwined with almost everything in our daily life. Those who claim they can stay away from it, washing their hands of any form of politics, should think again.

(SCMP, 31 March 2006)

教會領袖如何實行愛德

陳日君主教被教宗本篤十六世擢升為樞機，不但在教會中被視為值得感恩和慶賀的事，在社會上亦掀起不少討論和回響。除了中梵關係外，傳媒以至教會人士都關心，主教成為樞機後會否改變其敢言作風，繼續為弱勢社群發聲。有人指主教言論偏激過火，發言時過於直率欠缺理據和技巧；亦有人認為他關心民主人權，是教會和社會的良心，是一股不可多得的道德力量。意見可謂南轅北轍。

其實，現時對陳主教言論之評價，即使在教會中，不少是取決於評論者自己的政治取向或社會位置，多於如何看一個教會領袖應肩負的角色或教會的社會使命。這裡牽涉到的問題涉及幾個層次，即當富爭議性的社會事件出現時，身為基督徒的我們應以甚麼基礎、站在甚麼位置作回應？我們又期望教會領袖如何履行教會的社會使命、實行愛德？我們又應以甚麼態度面對教會領袖的呼籲？

有關回應爭議性事件，如居港權問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影響以至對世貿的抗爭方式，以及政制改革等，我們當以基於福音精神的教會社會訓導為出發點，以重視人性尊嚴和與弱勢社群團結的原則為大前題，辨別當中涉及的倫理價值，反省自己所站的位置。有些人認為社會訓導文件艱澀難明，但其實其精神和要旨與福音如出一轍。剛踏入四旬期，是再次反省福音喜訊的時候，即耶穌基督受難、死亡和復活的意義。四旬期的道路，就是要我們透過齋戒、戒絕、祈禱、善行，把人類從不義的重軛下解放出來，從非人性的狀況中解救出來（依五十八6）。天主要求我們像先知們所說的那樣進行齋戒，即戒絕不公義的行為，戒絕我們對身邊的窮人、受苦的人及處處困境中的人的冷漠態度和視若無睹；戒絕一切自私和放肆的行為；而要全心轉向他人，聆聽有需要的人的哭泣和申訴。我們的牧者和領袖不也是要傳揚這喜訊，為人類帶來希望嗎？

至於教會領袖履行社會使命的問題，我們不期望我們的主教要像菲律賓主教般呼籲人民上街推翻獨裁政權，但正如教宗在剛頒布的通諭《天主是愛》中所言，對不公義的事情教會不可袖手旁觀。愛德要求實踐正義。一個受人尊敬和欣賞的教會領袖，除了要有深厚的屬靈氣質，從祈禱中辨別天主的旨意，好好牧養教會的羊群外，關心教會所處身的社會狀況和人民疾苦亦是責無旁貸的。因此，在有需要時為沒有權力的一群作出道德的呼喊，向當權者指出不公義的政策，向擁有社會大部份財富者指出世上資源的真正主宰和用途是理所當然的。這是愛德的具體實踐。事實上，加強教會的先知角色正是教區會議的其中一項牧民工作重點。主教不單在涉及公義和人權的問題上發言，更走進人群中親身接觸和關懷最受忽略最微小的人，包括新移民、世貿示威者；亦不厭其煩地透過各種渠道詳細論述其觀點理據，只是不少人只著眼於傳媒的一兩句引言，而忽略了他背後的動機和出發點。

筆者同意在教會內可就社會政治問題採取不同立場，亦必須有足夠的空間作討論辯論，但在表達一己意見前，必須掌握和明瞭教會在有關問題所涉及的倫理教導，以及透過祈禱作辨別。真正的祈禱能使我們更加敏感，因為天主的眼睛和天主的心，強化了我們的知覺。而主教、神父和導師均有責任向信眾講解社會訓導，指出那些有違教會重視的道德價值的不公義現象，以便教友作出辨別和判斷，勸勉信眾作自我轉化，同時參與革新社會，共同建設更合符人性尊嚴的世界。

女性主義倫理所提倡的富生命氣息的貿易和靈修

傳統的倫理學強調，作出公義的道德決定時，必須基於理性、客觀、持平的倫理原則，但過於著重理性和原則往往忽略了人性化的一面。女性主義倫理學或可填補這缺失，因為它強調在作出倫理決定時，在運用理性之餘，必須有感情上的投入，考慮當下的處境；並基於溝通的策略尋求另類的思考方式和解決方法。基於此，在判斷任何倫理行為時，女性主義倫理認為，最重要的是能否表達對人的關懷愛護(care)、以增強人際間的溝通和發展為大前提，亦即是重視對他人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是找出「正確」的行為決定。可見，客觀與人性化可同時並存，因為在主觀作出決定前，必須從對方所思所想所做去理解，然後再作判斷。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切講求競爭 ──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且是基於一己利益的競爭，因此，強調公平、公正、平等的傳統價值似乎是理所當然。但除此之外，建立人際關係的環境亦很重要，因而重視關懷和責任的女性主義倫理亦不容忽視。我們的社會所需要的不應只是多簽幾份合約，或加強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而是認真地關懷人的發展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處境和不同需要，特別是不少女性作為照顧者的需要，以及她們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

在十二月世貿會議前夕舉行的一個民間會議中，在綜合了多位女性主義經濟學者的見解後，美國倫理學者布碧嘉(Pamela Brubaker)指出，關懷生命和可持續發展必須成為經濟理論和實踐的起點，這正是女性主義倫理的特色。面對貧窮問題，女性與男性有不一樣的經驗。他／她們在獲取公共服務、擁有資產、安排時間作自我發展和參與公共生活，和維護尊嚴等方面都不同，這歸咎於男女之間權力的不平衡。因此，在分析問題時，必須同時採用數量和質量的資料，以及男女所得的不同對待。例如在分析男女是否獲得良好待遇時，有需要考慮不少女性從事的無酬非市場提供的照顧工作，由於肩負起家庭中的照顧工作，令不少婦女無機會從事有酬工作，以及獲得相應的福利或報酬。布碧嘉指出，有需要採用女性主義角度想像適合女性的良好工作概念，令她們在工作中重獲生命氣息，透過工作獲得尊嚴、安全感、社會保障和合理報酬。

其中一個布碧嘉列舉的例子，是她於二零零三年探訪的危地馬拉婦女合作社計劃。這些婦女因八十年代的內戰和軍事鎮壓而被迫逃離故鄉，聚居在危地馬拉市郊，在志願人士協助下組成婦女合作社，她們所居住的地方稱為「希望」社區。她們發展了醫療和教育項目、嬰兒成長項目、母乳餵哺推廣計劃，和製作手工藝品計劃等。透過出售手工藝品所得的收入，用作支持個別婦女的生活和社區中各項目的支出。這模式提供了另類由婦女帶領的公平和可持續的貿易模式。

　　此外，在她的著作《全球化：付出什麼代價？》一書中，布碧嘉指出，由於長期浸淫在全球資本主義文化的西方社會中，所有西方國家和人民已習慣了消費、競爭和物質化的霸權主義，局限了人們回應全球性飢餓、貧窮和環境破壞等問題的道德力量。他們不想面對龐大而複雜的問題，亦覺得無力面對這些問題。因此，「否認」和「逃避」成為面對個人和集體不公義的兩大策略，亦同時是兩大障礙。布碧嘉認為這其實是精神上、靈性發展的問題，因為逃避壓抑了動力，而否認則令人與真理割裂，令人懷疑自己對事物的理解，妨礙聆聽他人和世界的需要，以及奪去改變世界的動力。她指出，我們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其實，不少基督徒亦在否認和逃避的習慣中培育出來，他們與社會上不少中上層人士一樣，是尊貴的既得利益一群，認為自己憑一己的力換取今天的成就，所獲得的得來不易，故必須加以維護。在他們眼中，在經濟全球化中競爭失敗的人，是因其能力不足，不能怨天尤人，因而對那些失敗者無動於衷，對他們的抗爭不以為然。

抗衡這種全球化的霸權主義，布碧嘉提出基督徒要培養出一種抵抗式精神，亦是抵抗的靈修(a spirituality of resistance)。 這種精神在我們如何生產、分配和消費等方面尋求徹底的改變；它強調真正的解決方法在於我們重新檢視什麼才是重要、什麼才有益於下一代的看法。我們要重新想像這世界和所居住的地方。這要求我們作出轉化──知識上的轉化、意識上的轉化、價值上的轉化；從個人化和狹窄的社區觀走向包容萬物的世界觀。這種抵抗的精神亦會帶來和平，因為它把那些被否認、逃避、絕望、悲傷或被動地等待的精力釋放出來。當我們的精力與世界上其他抵抗破壞環境殘、害生命的人民的精力連結起來時，我們的精神或靈性生命便能達至高峰。

其實，要抵抗經濟全球化的破壞性和非人化力量，我們必須瞭解它帶來的傷害，而其中一種非人化的表現形式在於它令人麻目，不再與他人與大地感同身受。因此，用心聆聽別人的故事細心瞭解周邊的人和事，可以是一種信仰回應的方式。我們不可再沉溺於別人想像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世界中，而應由自己出發親手建立一個互維關係、互相關愛的新世界，那裡每一個受造的生命都得到尊重，令每一個人得生命而且更加豐盛。這需要我們繼續運用想像去改變現實，而不要被全球化的強大壓力所擊退！

參考資料：
Pamela K. Brubake. “A Feminist Vision of Life Promoting Trade.”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Ecumenical Women’s Forum on Life-Promoting Trade, 12-14 December 2005, YMCA Wu Ka Sha, Hong Kong.

Pamela K. Brubake. Globalization at What Price? Economic Change and Daily Life. Cleveland: The Pilgrim Press, 2001.

(女協通訊 21/2/2006)

你．我．他．她．它和衪的關係……世貿會議帶來的反思

農夫與城市人，耕作與享用大米，自由經濟與公平貿易，財富增長與資源分配……這些看似相關卻又關係疏離的東西，經過去年十二月在香港舉行的一次世貿部長級會議，讓大家有機會較近距離看清楚一點他／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與我們的切身關係。

一直以來，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們，把很多事情都視作理所當然。當我們吃飯時，少有想到農民的勞苦耕作及其生活境況，更遑論關心農業政策對農作物銷售以至農民生計的影響。當各式各樣的貨品和食物我們都垂手可得時，哪會想到自由貿易原來對不少議價能力低的發展中國家帶來的不是機遇而是壓迫。當整個社會什麼都講求競爭和市場價值時，不少人對汰弱留強、適者生存等原則會欣然接受，又怎會覺得堅持傳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對某些人來說是那樣重要，亦少有反省大企業和大國領導的經濟全球化對公平地分配資源是否真的有幫助。

這種心態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割裂；我們生活在自己的狹小空間中，享受著相對安穩和舒適的生活，而忽略了生活在不同境況的相對貧窮和處於弱勢環境的人，覺得自己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又或覺得自己已有很多事要兼顧，無暇關心這些不相干的人，甚或認為自己根本做不了什麼。

其實，全球化並不單單指向物質、資金和資訊的跨國流動和緊密聯繫，根據社會學家羅蘭．羅拔臣(Roland Robertson)的理論，人意識上或主觀上的想法亦是全球化不可或缺的元素，這是指我們對世界、我們自己、我們的國家，以至它們之間的關係的看法。生活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的意識必須超越一己國界，與世界上不同角落的社群建立認同感和連繫。我們是整個人類的一份子，當中發生的事對彼此都產生影響。

這與信仰中所強調的建立人類大家庭關係互相呼應。「人類大家庭」是上主創造世界的原型，由男性和女性組成，按照上主的肖像受造，被賦予管治大地、令所有受造物和諧共存的使命。因此，世上的一切原不屬於個人專有，而是要讓所有人和整個世界受益，所有受造物就像一起生活在一大家庭中，當中蘊含著人與神、人與人，以及人與整個大地的關係。因此，當世上財富分配過度不均，令某些人受苦不能過有尊嚴的生活時，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責任改變這境況。
同時，因著世界原是一大家庭，生活在香港這城市的我們與生活在韓國的農民或斯里蘭卡的工人或非洲的人民已不再是陌生人，而是有著內在關係的兄弟姊妹。我們的關係可能未至於血濃於水，但至少我們應以關放的態度，站在他們的位置從他們的角度看現況，而不是單以個人利益角度、以旁觀者的態度看待受經濟全球化影響的人。

在福音中，稅吏、妓女、寡婦、病人等不是看似與耶穌亳無關係嗎？為何耶穌要主動接觸他們，並勸勉門徒和追隨者效法他的榜樣？其實，耶穌不只寬恕和治癒他們，更與他們建立關係，以真誠開放的心懷對待他們，視他們為一家人。透過不同的故事和比喻，特別是善心的撒瑪黎雅人和富翁與拉匝碌的故事，耶穌告訴我們，假若我們對看得見的人都不動以憐憫的心，又如何與看不見的上主建立密切關係和表達對上主的愛呢！

世貿會議讓大家上了一課，它不但讓大家對世貿現時所推動的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看真一點看清楚一點，更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自己與其他看似遙遠的人的關係、與天主的關係。若你在世貿會議前後不是只被層出不窮的示威活動和港府的「應戰」消息所吸引，而是有意識地進一步瞭解示威背後的原因，眾多從世界各地遠道前來的人的有血有肉經歷，可讓我們加深對問題的瞭解。他們帶著不同的故事，如受食水私有化影響的波利維亞人民、受農藥影響健康的印度農村婦女、受農業協議影響生計的烏干達和巴基斯坦農民等……可讓我們在官方途徑以外，聆聽當事人的聲音，瞭解他們的經驗。當中，南韓農民的各種表達方式絕不是示威方式的一系列表演，而是在強而有力的控訴背後反映了種種辛酸經歷和不屈服於強權的堅毅精神。

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初步認識了世貿政策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又聽過一些受影響人民的心聲後，是否願意檢視一下自己與上主、與他人及與大地的關係，並培養一種共負責任、分享所有、團結關懷的認同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精神，如透過支持公平貿易的消費行為，僱主和僱員之間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監察企業對勞工的待遇，結合更多人的力量對抗經濟全球化的無力感和無助感，強調每一個人都可在複雜的全球境況中帶來一點改變。　

2006.2

世貿會議帶來的道德思考

由漠不關心到初步認識，由視示威者為暴民到同情韓國農民的慘況，由只報導防避世貿的激烈示威到探討世貿為人民造成的壓迫，這些都是世貿會議為部份香港人和傳媒所帶來的一些轉變。

雖然世貿部長級會議已曲終人散，大部份海外抗議世貿人士亦已離港返回老家，但整個過程卻留下甚多值得思考的道德問題，包括世貿大力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和企業領導的經濟全球化對平民百姓所帶來的後果、會議期間所發生的拘捕事件的合理性和接著的各方反應回響，以及個人消費行為的自主性等。

當中，筆者留意到有關韓農與警方發生衝突後誰對誰錯的討論。有論者謂韓農「衝擊警方」後，市民及民間組織仍偏幫農民，是採取黑白分明的思考角度，打造敵我分明的世界，他們既已站在同情農民的一方，便漠視韓農採取暴力的事實，這是對道德的嚴重扭曲云云。　

世上很多事情的確不是非黑即白，而將意見不同的人一律視為敵人更是不可取。這種思考方法缺乏理性和細緻的分析，會自以為掌握一切真理而不容異己，故不應是爭取公義的民間組織或個人所持有的處事態度。

然而，當仔細分析上述論者的論調，其理據亦不見得站得住腳，而且亦墜入片面和二元分析之嫌。

單憑傳媒幾個剪接畫面的報導，既沒有親歷其境，亦沒有進一步求證，這些論者就否定包括韓農在內的大部份示威人士是以和平方式進行示威，更接受警方的單方面解釋，把衝突定性為暴力騷亂，無視在場人士的親身經驗；以片蓋全地泛指韓農攻擊警方，因而把警方向一眾海外及本地示威者（以至禍及在場的記者途人）施以胡椒嘖霧、水炮和催淚彈的行為合理化，以及長時間拘留示威者的適當性。這判斷明顯有偏差。
當事後警方的手法受到民間組織和評論員批評時（當中包括陳日君主教指警方高層決策錯誤是香港之恥），竟有通識教育講師在未瞭解批評者的詳細內容，而指他們把警方視為敵人，無視一些前線警員所受到的傷害，並指他們的道德感已嚴重受扭曲。

當然，前線警員有其難處，其職務使之與示威者處於對立面，他們的處境的確值得同情。然而，相信示威人士和民間組織無意將警方非人化，亦不是持敵我分明的思維模式。陳主教及批評者除了憐憫韓農外，亦有查訪當日在場人士，不是隨便作判斷。或許該講師及其他論者與一般市民一樣，在缺乏求證和批判態度下便單憑傳媒的選擇性報導而被誤導，看不到電視畫面以外示威者所受到的更多不人道和暴力對待；又或甘願選擇性地相信和放大某些現實情境，不願聽取個別在場人士的切身經驗，硬把自己的一套表面上中肯的道德理論加諸在民間組織和批評者身上，並借復和為名掩飾當權者的暴力。

其實，更重要的是查問衝突的根源，若非世貿被強國所控制，而有權力者又漠視人民現實的慘況，韓農和眾多受影響的民眾何苦遠渡重洋來港向世貿決策者表達心聲，現在仍有十多人被迫與家人分離滯港等候應訊。不論世貿或港府的強權無形暴力，都比示威衝突來得更嚴重。面對這情況，我們又會作什麼道德判斷和行動呢？　
　　
公教報 15.1.2006

Role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st of Globalization

On Dec. 13, the six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will formally begin in Hong Kong. To most of Hong Kong's people, influenced by the mass media, the six-day meeting only means that many activists will come to Hong Kong to join demonstrations and that riots may occur. Moreover, based on the propaganda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y also think that the WTO can bring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more choices to consumers and may even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the poor. They do not really know what the meeting is going to discuss nor the impact of the WTO on the lives of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lthough many analyses and experiences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the oversimplified neoliberal market ideology, the cost of so-called free trade as promoted by the WTO and the harmful effects suffered by small farmers and workers, these facts are not widely known by Hong Kong's people in general and specifically Hong Kong's Christians. This phenomenon is most likely true in many other communities and countries as well. Just like many other people, Hong Kong's Christians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why so many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activists and far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coming to Hong Kong to protest against the WTO, an important actor of globalisation.

In the face of this lack of understanding, the Church shoulders an even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o inform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bout the reality of free trade and WTO policies and must give them guidance. In read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cannot ignore the phenomenon of globalisation. The Church's social mission must address this reality. It is true that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nd free trade can have some positive effects. However, if it is ruled merely by the laws of the market that suit the powerful, the results cannot but be negative. Whatever aspect of globalisation—liberalisation or privatisation, free trade or tariff agreements, opening markets or capital mobilisation, flexibility of work or deregulation of work—if the results cannot lead to greater unity and closer relationships but rather create greater alienation and fragmentation, the direction of globalisation must be reevaluated and changed. Thus, the Church must reflect on and carry out its social mission in light of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globalisation and its main promoters, like the WTO.

American Catholic theologian Howland Sanks, in appropriating the analysis of Anthony Giddens and Roland Robertson on globalisation, suggests some issues that the Church should address in this context and how this can be done. These thoughts can inspire us when reflecting on the pastoral challenges of the Church. Several of their points are worth consideration for further reflection.

Following the analysi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globalisation by Giddens, the Church can take steps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s and counteract the harmful impact of each aspect of globalisation. At the level of nation states, the Church can foster intermediary civil societies that monitor and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forms of government. A society of sustainability and equality for all should be promoted with a just and ethical economic system and accountable and responsible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participate in deciding the policies that affect their lives. A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societies, the Church can support and collaborate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on specific problems, such as the rules and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trade institutions, and can be an advocate for fair trade, the just treatment and protection of workers and farmers,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and labour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Church can also foster cooperation between churches at regional levels.

Moreover, with the stronger and stronger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which leads to greater inequal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re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and the "causalisation" of labour, the Church can criticise the ideology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and put pressure on affluent countries to eliminate poverty in concrete ways.

Sanks points out that globalisation does not simply refer to increasing interconnectedness. It also refers to subjective matters, such as how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 ourselves, our countri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Living in a globalised world, we should be conscious of other societies beyond our national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may identify with and have allegiance to groups around the globe. We are more and more aware of ourselves as part of humanity as a whole whose very existence is affected by events that occur in distant lands. This viewpoint is similar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mon good and solidarity in Christian ethics. The Church must make a greater effort to rais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whole Christian community and must also take concrete actions to show solidarity with the poor and promote their empowerment. To nurture a sense of co-responsibility, the Church can encourage Christians to put these aims into practice in their daily lives through their consumption habits, working relationships wi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nd by monitoring the treatment of workers by corporations and so on.

Moreover, the Christian Church can try to build a global culture, not a Western culture, with other faith traditions for the collective living of humankind in promoting a culture of love, peace and justice. The Church can affirm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human solidarity and subsidiarity while adapting them to particular cultural contexts as an example of using cultural diversity against homogeneity.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in the face of the harmful effects being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sation, the Church can break through the sense of hopelessness and helplessness, emphasising the place of agency in social change. Despite the obstacles, the message that individuals can, and do, make a difference, even in today's terribly complex global context, should be emphasised.
The issues to be discussed at the upcoming WTO conference, such as those relating to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products, services and trade related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look complicated. The difference in power between the wealthy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enormous. However, as a community of faith, hope and love, we believe that each of us can act to transform the present imbalances and injustices in the world and that the Church as a whole can work together to bring about change on behalf of the world's impoverished people.

(HK Christian Institute newsletter 30 Dec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