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六四絕不只是一個每年循例紀念的日子，也不是大學生可以在論壇中透過討論來決定它屬實與否。你可以決定以何種方式紀念或不紀念這日子；你可以說以大局為重放眼前望，不想回顧過去，因而選擇刻意忘記這日子；你可以說你年青不認識當年發生了甚麼事，或不想知道歷史中曾發生了這件事；你可以探討當年學生和政府雙方哪些地方做錯了或處理得不好......卻不可能否定一些已發生的事實。
有些人說，當年政府鎮壓是迫於無奈的，若學生不是堅持不撤退，也不會導致流血收場。而且，今日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在G20峰會上被譽為全球經濟成長動力和新希望，似乎經濟的發展某程度合理化了昔日的暴力鎮壓。但兩者是否有必然關係？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是否真的只有用人命來換取？若我們也找種種原因去合理化昔日的屠殺行為，我們不是也在參與這場暴行嗎？昔日，參與納粹屠殺的人也曾推說自己只是制度中的一口螺絲釘，無法改變現實，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才被迫成了共犯，潛台詞是當權政府的決定，個人沒有責任，把個人道德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我們是否也有成為這一罪惡的共謀者之嫌呢？
有些人說，事情已發生了這麼多年，是和解的時候，亦是重新上路的時候。
要和解、寬待加害者，使各方不再囿於慘痛的記憶當中，並不容易，特別是當雙方權力懸殊。多年以來，北京政府將六四視為禁忌，絕口不提當年所發生的事，更不容許任何媒體或人士揭查真相，甚至連受難者家屬自由地公開拜祭也不容許，令他們難以接受，傷痛的心情難以平伏。不少愛國人士長期流亡海外，至今仍未能回國與家人團聚。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如何和解呢？
其實，堅持六四和尋求真相的人，不是因某種情意結而放不下，亦不是要討債和報復，而是要為死難者討回公道，還家屬一個真相，讓他們可以自由地、在沒有監視的情況下拜祭死去的家人，不用再充滿壓力及恐懼。而海外的民運人士也希望有一天能回國探望家人，並在許可的情況下為國家的民主發展出一分力。
同樣有著慘痛的歷史記憶的「南京大屠殺」事件可給予我們一些啟示。當雙方願意釋出善意，加害者亦勇於認錯，是可以有好的開始。當南京市舉行「大屠殺遇難同胞六十二周年」燭光祭，有日本人主動參與，其中一名日本青年表示剛與大屠殺倖存者交談過，聽到那些殘酷的真相感到十分震驚，他當時邊聽邊哭。聽後使他感到作為日本人，他為先輩給中國人民造成那麼大的災難而感到恥辱；盼望中日兩國青年一定要記住這一歷史教訓，永遠和平、友好相處。
可見，要達成和解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耶穌雖經歷了門徒的出賣、猶太人的殘酷對待，以及當權者的判刑，但他最終都寬恕了他們。事實上，曾背棄耶穌的門徒都經驗了耶穌離去的失落和掙扎，就如昔日伯多祿／彼得想起自己曾三次不認主亦深感悲傷（路加福音廿二章61- 62節），但經過耶穌的顯現和提醒（若望／約翰福音廿章19節至廿一章23節），最終門徒都醒悟及轉化，與耶穌和好，並延續基督的使命。我們作為基督徒亦可作和平的使者推動和解。
因此，要達至和解，擁有權力的政府必須首先釋出善意，讓死難者家屬可自由地悼念和拜祭家人，並助他們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無條件對家屬作出恰當的賠償。此外，容許各方對六四進行嚴謹的探討和研究，查明前因後果和真相亦很重要，這樣才可讓下一代認識屬於他們的歷史一部份。政府必須正視昔日八九民運學生和知識份子提出的改革建議，杜絕貪污舞弊，讓國家步向健康民主方向發展。有了這個基礎，相信受害者定能體會政府的和解誠意，能放下六四的悲痛。這樣，雙方能達成最終和解亦不遠矣。至於我們，更要認識中國的歷史和當代發展，反思香港中國人的身份和角色。
（刊於公教報2009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