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觀的行動者

默觀的行動者
──美國「天主教工人運動」創辦人桃麗菲.戴爾(Dorothy Day)

「當今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帶來心靈革命，一個由我們每一個人開始的革命？當我們願意以最卑微的方式，為他人洗腳，去愛我們的兄弟姊妹，而這一切都是源於對十字架熾烈的愛和激情，則我們可以真正說：『現在我開始【去愛、去認識基督、在我們四周的人身上看到基督】。』」（摘錄自《餅與魚》）

這是近代美國著名和平主義者和「天主教勞工運動」創辦人之一桃麗菲.戴爾 (1897-1980) 遺留給後世的名言。推動把戴爾列入聖品行列的已故美國樞機主教若望．奧康內(John O’Connor)曾說過，戴爾喚醒全國注意貧窮和受壓迫的工人的境況，她對耶穌的熱愛催迫她把自己一生奉獻給他人，她是愛天主和愛鄰人的典範。

雖然戴爾仍未被教廷正式列入聖人之列，但她在不少美國人心目中已是一位實實在在的聖人，筆者在美國參加晉鐸禮儀慶典時，就曾聽過在頌唱諸聖禱文中，她與德蘭修女一樣亦被列入其中。

記者出身的她，最初欲透過辦報實現她的理想，將她的天主教信仰與支持工人的理念結合。1932年，時值經濟不景，當時她還是一名記者，在華盛頓採訪一宗遊行新聞時，她目睹示威者高舉標語高呼要工作、失業保險、老年保障，並為母親及兒童爭取援助、醫療福利和房屋。當時她已被貧窮者的境況所觸動，但她當時仍只是一位旁觀者，而且遊行是由共產主義者發起的，她深知共產主義不但與資本主義敵對，更與宗教不相容，她唯有祈禱，求天主讓她找到一條適合的途徑服務窮人，可以以虔誠天主教徒身份實踐它的政治理想。

以文字和行動作轉化的工具
翌年，當36歲的她遇上了以方濟貧苦精神生活的農民知識份子彼得.莫榮（Peter Maurin）時，戴爾知道天主應允了她的祈禱。他們在紐約合力創辦了一份名為「天主教工人」的報章。這樣命名是因為當時不少天主教徒是貧窮工人，另一方面，他們亦希望影響那些對社會政治問題冷淡的天主教徒。戴爾採用了廣義的工人定義，即凡用手或用腦工作的，不論是從事體力勞動、智力或靈性工作的都是工人。與此同時，戴爾心目中的工人是特別指向貧窮、被剝削和被奪去權利的人。這份報章更成為他們宣揚天主教社會訓導和以和平方式轉化社會的工具。報章迅即廣被受落，由最初的每期二千五百份到半年後躍升至十萬份，在全國各地的堂區和學校都受到歡迎。原因是讀者在當中找到一把獨特的聲音，一方面它對社會秩序表示不滿，站在工會一方；另一方面，它挑戰都市化和工業化。它不但激進，亦有宗教性的一面；它不但批評和作出控訴，更呼籲讀者作個人轉化和採取回應行動。

最初半年，「天主教工人」只是一份報紙，但當冬季來臨時，無家者開始向他們叩門，要求援助的需求日增。與此同時，一些讀者被報章信念所吸引而慕名前來當義工，亦有些提供物質上的支持，如捐出食物、衣服和金錢。在這情況下，戴爾與莫榮在紐約貧民窟開設了第一間「接待之家」，收留無家者和失業者，為飢餓者提供食物和住宿，它正好把報章宣揚的理念付諸實行。

「我們想做的是改變這世界──就如天主的原意般，使它成為一個令人有東西可食、有衣可穿、有地方可住的簡單世界。在某程度上，爭取改善現況，為工友、貧窮者和邊緣社群高呼其權益，我們可為這世界帶來一些改變；我們是在這痛苦的世界建造一個和平喜樂的小細胞，為這個小綠洲而努力。」

永不止息的工人運動
由於時為經濟大蕭條，加上不少年青知識份子和平信徒都全心投入這轉化個人和社會的運動，漸漸地，成立接待之家成為一全國性運動，三年後已成立了三十三間「天主教工人之家」。後來，戴爾及莫榮亦成立了農民公社，作為在郊區的接待之家。她四出探訪全國各地的工人之家，及尋求當地教會的支持。天主教工人運動可謂一個永不止息的革命，它持續至今，七十五年後的今天已有140家接待之家、多份報章及幾個農民公社。

成立天主教工人之家使戴爾、莫榮及義工們與貧困者有更近距離的接觸。戴爾曾說過，「貧窮是我的召叫，我要生活貧苦，時常談論貧窮，亦要寫出貧窮的故事。」她又指出，「在四周觀察貧窮人的處境並不足夠，協助組織者、提供賑災物品、獨自過貧窮的生活等亦不足夠；必須與他們一起生活，與他們分擔痛苦，放棄一己的私隱，以及放棄精神和物質上的舒適。」在她的著作《餅與魚》中，她指出：「我譴責貧窮，但我亦倡議貧窮。所有那些我們不需要的東西都屬於貧窮人……當我們不再為住屋、衣著、享樂而擔憂，我將得到無價寶──再次記起我們要照顧其他兄弟姊妹，並且盡力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令每一個人都感到自己的重要性
為她來說，要真正認識貧困者和工人，不應只在街上，在集會中，而是在貧民窟中長期生活，在她成立的工人之家與他們一起居住，視他們如家人般。她並不是以同情的目光看待貧窮者，而是令每一個人都感到受尊重。

精神科教授羅拔.高斯（Robert Coles）曾分享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是他首次與戴爾會面的經驗。時為1952年，當時還是一名醫科學生的高斯課餘在社區免費飯堂（soup kitchen）當義工，某天他前往紐約的天主教工人之家探訪戴爾，當他到達時碰上戴爾與另一位看似酗酒的婦人正坐在客廳談話，這婦人喋喋不休說過沒完沒了，而戴爾則耐心地細聽她的說話，並間中發問簡短問題。高斯顯得有點不耐煩，心想不知要等到何時，質疑戴爾明知有訪客在等也不终止這婦人的說話。終於等到一陣寂靜降臨，戴爾客氣地問這位女士是否介意暫停對話，繼而轉向高斯，禮貌且平靜地問他是否想與他們其中一位談話。「其中一位」── 就是這幾個字令高斯意識到自己的中產階級優越感、驕傲和自以為是；更令他認識到天主教工人運動是一個怎麼樣的運動，而戴爾又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天主教工人運動亦不是無往而不利，因缺乏資金和地方，有些青年男女因忍受不了工人之家的惡劣擠迫環境、眼見無法改善貧窮者的生活狀況而離開。此外，工人運動亦曾遇上不少反對聲音，有人覺得某些貧窮者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幫助，或至少不可讓他們長期居留；亦有人認為耶穌與貧窮人一起，但不是要改變他們的貧窮狀況。面對這些責難，戴爾只是回答：「我們一旦接納他們，他們便成為我們的家庭成員，直至回到天主父家，他們都是我們主內的兄弟姊妹。」她又曾說過：「我們不能對這麼多貧窮者視若無睹，現時的階級結構只是我們製造出來，而不是天主允許的，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改變它，我們要推動革命式的改變。」

站在爭取公義的最前線
令戴爾成為一位活聖人，不但是因著她善待工人和貧窮者，為他們提供食住和照顧等偉大的慈善工作，更因為她決心找出貧窮的原因，從而改變令千萬人生活潦倒的社會制度──這個再次釘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制度。她將貧窮、不正義和戰爭連繫起來。她不只提倡慈善事業，更主張申張正義及和平。在表達與工人和貧窮者團結的同時，她站在最前線反對戰爭、反對武力、反對不公義。她經常被邀出席工人權益和反戰的社會行動和集會，以及在國會中發言，亦經常探訪罷工總部，從而尋求制度上的改變。但這些行動有時會被某些教會人士視為太邀進，參與罷工行動的信徒亦往往被標籤為偏邀和危險。

其實，戴爾不祗是一個行動者，她亦是一位默觀者，她以獨特的方式將兩者結合起來；她同時扮演著瑪利亞和瑪爾大的角色。她一生都在追求把對天主的渴望與關愛貧窮者結合，她堅信並力行：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被排斥和拒絕於愛的門外。她曾說：「你對最卑微的人的態度就是你對天主的愛。」「我們想過怎樣的生活，亦要為其他人爭取」，這就是她愛的尺度。「愛中存有公義，愛催迫人尋求公義，而公義只可以在愛中滿全。」這就是天主教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精神。

以祈禱滋潤心靈
她以祈禱和避靜作為推動工作的動力，「在避靜中我得到滋養，從而繼續工作；我必須透過活泉止渴，若我自己也是一個空的蓄水池，又如何幫助他人呢？」她又說過：「的確，我餵養飢餓者，給無家者庇護，給衣服他們穿，但最重要的是信仰支持著我的工作，工作中我亦是在祈禱。若外來者沒有注意到這點，他便忽略了最重要的部份。」

因著渴慕天主，戴爾不斷在鄰人中尋找天主的影子，即使她發現天主的形象如何被扭曲，她都全心全意地服務這些鄰人，因著天主的愛她完全奉獻自己。她深知這是「艱鉅和充滿痛苦的愛」，是孤獨的旅程，但她不放過任何一個細小的機會作出改變。借用她摯愛的聖人小德蘭的名言，戴爾主張採取「微小的行動」，因為改變不是來自將來，而是來自現在；不是在政府或商業運作的中心點，而是在我們身處之地。「事情不會因我們的說話和請願而改變，反而是我們如何以一種嶄新的方式生活。」可見改變不祗是發生在個別的戲劇性行動或簽署請願信時，而是在我們生活的日常行動中，生活中的每分每秒中，我如何生活，我注視什麼，我關心什麼，我如何反應等等。

任何一個微小行動都有價值
戴爾曾這樣說，「文件工作、清潔接待之家、每天接待無數的訪客、回覆電話查詢、保持耐性、有智慧地行事……在這一切事情中都可找到意義──不管如何渺小，這些都是和平的工作。」她要指出的是，一顆小石塊拋入池塘中能造成散向四周的漣漪，我們的每一個思想、話語、行動都有這樣的作用。因此，她主張每一個人都可為自己的鄰人負上責任。她自己不單處理天主教工人之家的大小事務，更以自願貧窮和種種非暴力方式爭取和平。她以天主給予她從事新聞工作的恩賜來服務天主和鄰人，度有規律的祈禱生活，以千百個細小行為為愛作見證，並以信賴上主來維持信仰。她認為她所做的一切只是認真地將福音精神生活出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耶穌曾對他的追隨者說過：「你們就是我的見證人。」戴爾的所言所行都反映出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耶穌見證人，在她身上彰顯天主的仁愛和平，告訴我們天主在人群當中工作，喚醒我們效法基督對貧窮者的關懷和對和平的熱愛。她邀請我們同樣以愛作為對抗仇恨的工具，以受苦作為對抗暴力的武器。

參考資料：　
Robert Coles, Dorothy Day: A Radical Devo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87.

Dorothy Day, The Long Loneliness, The Autobiography of Dorothy Da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2.

John Dear, “Dorothy Day,” in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Saints, Prophets and Martyrs.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2006.

Robert Ellsbery (ed). Dorothy Day,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2.
Jim Forest, “A Biography of Dorothy Day,” in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The Liturgical Press, 2004. (also in http://www.paulist.org/dorothyday/ddaybio.html)

Jim Forest , “What I learned about justice from Dorothy Day?” 1996. (in http://salt.claretianpubs.org/issues/DorothyDay/learned.html)


2008年10月完稿

是鄰人還是陌生人？ ──對生活在香港的巴基斯坦婦女的信仰反省

(摘錄自《誰是你的鄰人? 居於香港的巴基斯坦婦女的生命故事》)

從前的人遠赴他方可能要長途跋涉、飄洋過海才能到達目的地；今日因交通發達，要去外地似乎輕易得多。而且，在全球化的時代，跨國移民已是一常見的現象。基於尋求生活改善和達成個人理想、逃避政治迫害和暴力對待、建立穩定生活和尋求家庭團聚等因素，很多人都有移居別國居住或工作的經驗。

然而，無論今昔，要下定決心移居異地或到海外工作，也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而生活在一個跟自己的原生地迥然不同的文化之中，更要經歷種種困難和適應。多個研究調查均顯示，香港的少數族矞群體面對各種困難，以及在融入香港生活中出現問題，包括就業、教育、住屋、財政、社交生活、種族關係和家庭問題等。有關研究亦揭示，語言、文化和經濟差異及適應問題等因素妨礙他們參與社會生活及改善生活水平。

在移民中，女性佔了一半或以上。有學者指出，香港的少數族矞女性是最隱蔽的一群。 她們大多遵循所屬文化的傳統角色，很少外出工作，財政上完全依賴丈夫。因此，即使遇上家庭問題，特別是家庭暴力，她們寧願啞忍也不會尋求協助。此外，雖然不少婦女希望透過進修增加知識和自我發展，但不少因照顧子女及家務繁重而沒諸實行。她們不但需要面對適應和融合的問題，更可能要面對歧視、不公平對待，甚至暴力等問題。

一群生活在香港但為數不多的巴基斯坦矞婦女 ，正是要面對種種適應和生活上的困難。大家可能在深水埗、新蒲岡等區域的街市和公園碰見過她們，又或在乘坐公共汽車時見過她們，卻鮮有機會與她們傾談，更遑論瞭解她們的生活，因而對她們的印象只是流於片面、不真實，或者不是事實的全部。

透過勞工中心的介紹，筆者於過去兩年有機會接觸一些巴基斯坦婦女，她們都是勞工中心屬下一個小組的成員。中心的同工曾與我一起進行家訪，與部份成員作深入訪談，瞭解多些她們來港的原因、在香港的適應情況、家庭及社交生活，以及遇到的困難等。期望藉此進一步瞭解她們的生活和想法。

是鄰人還是陌生人？

生活在香港的巴基斯坦婦女，既是外地移民亦是少數族裔。她們多穿著傳統的巴基斯坦服飾，披帶頭巾，信奉伊斯蘭教，不吃豬肉；由外表到宗教背景到文化，都與華人女性不同。她們雖然大部份與家人同住，她們仍要面對不少適應上的困難，經濟上多是完全依賴丈夫。身為妻子和母親，事事以家庭為先，盡力做好妻子和母親的本份，照顧及滿足家人的需要，自己的需要則放在一旁，往往感到孤單和沒有自信。而作為少數族矞，她們常感到被香港本地人誤解和歧視。

就如本書記述的幾位婦女的故事，她們因不同的原因來港，如隨父親或丈夫來港，或因經濟因素期望改善生活環境。她們初來香港時都要作出不少適應，如狹小的居住環境、由大家庭生活變成小家庭生活，失去親友支援、沒有好朋友可分享和分憂，以及思念故鄉的親人等。

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是否也受主流社會的影響，以自己的利益先行，視她們為外來者、異類、入侵者和佔用者？抑或將她們視為社會的一份子和鄰人，協助她們融入社會？又或者根本無視這些婦女的存在？其實，正如美國耶穌會士威廉．奧尼爾所言，某些人在我們心目中的潛在形象，正反映了我們在認知上和感情上的既定判斷和偏見。這些判斷引導我們的道德想像，因而影響我們對這些人的態度和行為。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所強調的個人主義和競爭力的文化下，往往以經濟成效衡量人，我們對那些沒有收入，「不事生產」的婦女，甚或要依賴福利生活的人，會否視作沒有價值，甚至是社會的負累呢？而這種對人的理解可有令我們在理性上認為巴基斯坦婦女對社會沒有貢獻，質疑她們為何要移民來港；在感情上覺得她們不值得同情和關心，因而在態度和行為上不會顯出關懷和主動關心？

然而，若我們以福音的價值來看待人，則會得出一個不一樣的結論。福音中「愛你的鄰人」的命令，挑戰一般約定俗成對鄰人或近人的理解。耶穌說，愛自己的近人是不夠的，作為耶穌的追隨者，我們更要成為那些被看不起、被欺凌的陌生人的鄰人（路10:36-37）。天主的國打破了世界所謂的局內人與局外人的分野。愛不但要求我們做某個善行，更要求我們整個人用心去待人。福音中的撒瑪黎雅人就是看到被擊傷的人無人理會，因而在內心深處被感動，產生了憐憫惻隱之心。這憐憫之心成為一種觀點、看人的角度、待人的態度，按這種憐憫的心情和態度「照樣做」（路10:37b）遂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秘魯解放神學家古鐵雷茲曾說過，基督徒不只要成為在自己周圍出現的人的近人，更要主動接近其他人，使自己成為他們的鄰人；這主動性使我們成為歷史中的道德行動者，為世界帶來轉化。

其實，耶穌本身正是這位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藍本。當一般人都看不起病者、稅吏、妓女等人士時，耶穌卻不避嫌接觸社會上的邊緣人並善待他們；又教導門徒要接待外邦人（瑪10:40，25:35），他親自示範了「以愛還愛」這最重要的誡命，「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若一4:20-21）。事實上，在善待客旅移民方面，耶穌清楚明白移民和難民的心情，因他親身經驗了為了逃避黑落德王的殺害，與父母親身經歷了逃難前往埃及（瑪2:14）。而在他的傳教旅程中，他四處為家，連安睡的地方也沒有（瑪8:20）。

而這善待客旅和弱小者的傳統更可追溯至舊約時代的以色列社會律法，當中不少法律是勸勉以色列人不要壓迫外僑（出22:20）、看外方人如同鄉（肋19:33-34）、要瞭解作客人的苦況（申10:19、出23:9），可見當時已有善待移四海一家的理想圖像。

團體互助．締結友誼

當一個人客居異地，除了物質生活上希望能維持外，最期望的當然是得到當地人的接納，認識新朋友，融入社區。

然而，根據一個有關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的調查報告顯示，在參與社會活動和建立支誼方面，他們的圈子很狹窄。很多被訪者都表示香港人並不友善，而且因不懂廣東話而感到被孤立。另一個調查亦顯示香港市民對少數族矞的態度和印象都不佳。這在某程度上反映不少香港人沒有視巴基斯坦等少數族裔視為鄰人，甚至對他們漠不關心。而筆者訪問的巴基斯坦婦女亦坦言遇過一些不友善的香港人，例如因傳統衣著而遭拒絕聘用為老師、因飲食習慣不同而被拒絕用租房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投以異常目光或避開、在市場買東西時被不友善對待等。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曾指出，要克服結構性罪惡所帶來的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隔閡和冷漠，我們必須與其他人團結，將「他者」視為鄰人，因為這是一種基督徒德行和建立友誼的要素，是一項將自己獻身於共同利益的堅決而持續的決心，是步往和平及發展之道，而不是對不幸者的空洞同情或膚淺哀傷。這有賴天主恩寵的助佑，以完全相反的態度予以克服，即一種隨時準備為近人的益處服務，與他人建立關係。以福音的意義表達，就是願意為他人而喪失自己，而非剝削他人；為他人的益處服務，而非壓迫他（38）。我們亦應主動以友善的態度接觸巴基斯坦婦女，讓她們感受到接納和關懷。

婦女的自主性

雖然在香港的巴基斯坦婦女處於一個不利位置，但她們絕非只是受害者或等待幫助的被動者，因為上主創人，每個人都有其獨特性和主體性。她們嘗試突破困局，為自己及他人帶來轉化，這都體現了她們的主體性，她們每一位都是一個道德行動者，以行動決定自己的命運。

勞工中心的巴基斯坦婦女小組提供了一個空間，讓這些婦女組織起來成為一個自助小組，透過學習、發掘潛能、分享、經濟活動等讓婦女重新肯定自己的價值、才能和自信心。例如，她們透過自己的才能做刺繡工作，一方面介紹巴基斯坦文化，另一方面發揮潛能肯定自己的價值，有機會跳出家庭擴闊生活圈子。不少婦女都表示非常享受走到社區參與小組活動，以及用自己勞力賺錢。而且，在小組互動的過程中可與其他婦女建立友誼，改善人際關係，這種互相支持的姊妹情誼對婦女很重要。

此外，透過不定期的活動與勞工中心的義工分享文化和美食，巴基斯坦婦女與香港人彼此之間多了互相認識和欣賞的機會，亦是建立團結的機會。這在在反映了，只要大家本著尊重的心態接觸和交往，處於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間的人士也可以和諧包容地相處。

忠誠的門徒

「凡是有的，還要給他。那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從他奪去。」(路19: 26)

　　耶穌這句話看起來真的很嚴苛。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每當反省天主給予自己的恩賜、祂如何在困難時扶助我，便悠然產生感恩之心，希望可以善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回報祂，不要辜負祂對自己的期望，所以會盡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善待他人，在學習過程中自律守本份，透過服務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透過信仰分享、培育和教育等途徑傳播福音信息。這些都是出於對天主的愛的回應，而不是因害怕天主嚴苛的法律而行事。

　　然而，人難免有疏懶、缺乏自律、自私、貪方便、喜歡判斷、眼光狹窄和懷疑上主的時候。而這些時間往往比珍惜恩典、知所感恩和忠於上主的時間還要多。因此，耶穌這教導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很好的提醒。

在這比喻中，耶穌是要告訴門徒：不要以為天國快要臨現便放棄努力，貪圖捷徑，這樣只會自我摧毀，結果是等待接受上主的懲罰。比喻中第三個僕人知而不行，明知主人喜歡勤於收穫，但他卻偷懶，沒有盡力完成主人所交託的任務，主人因而稱他為惡僕，將他原有的一錠銀也奪去，以示懲罰。其實，我們不也是知道上主對人的心意，對每一個人都有所期望，希望我們能善用自己獨特的恩賜嗎？我們有否善用這恩典呢？是否有足夠的動力實行呢？

這比喻正好提醒我們要做忠誠的門徒，用心以整個人、以實際行動善用上主給予我們的恩賜，切勿知而不行。恩賜可以很不同──有些人善於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教導，有些人行事精明細心善於管理，有些則有耐心和愛心適合照顧工作……恩賜沒有高低之分，多少也不是問題，重要的是發掘／發展天主給予我們的恩賜，盡力而為，不辜負上主交付給我們的使命。

　　近日看到有關報導，指聯合國推算出剛過去的十月三十日，世界第七十億個人已誕生。然而，這卻不是值得特別慶祝的日子。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告訴《時代》周刊，這個剛出生的小孩，不管是男是女，不管出生何處，都是出生在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中。因為全世界的食物充足，卻有十億人每天餓著睡覺；許多人奢華度日，更多人在貧窮線下掙扎。七十億人要衣、食、住、行，資源和能源皆不可缺，但分配運用卻從來不平衡；資源和能源皆向已發展地區傾斜。這段新聞令我聯想到，天主給予我們能力、意志、智慧，要我們好好管理世界，共同分享世界中美好的事物，但人往往不做好本份，破壞原本美好的秩序，更因貪婪自私令不少人受苦。我們可如何改變這失衡的秩序，透過上主給予的恩賜和能力，在自己生活中，在教會和社會生活中，引導人跟隨耶穌的步伐，成為祂忠誠的門徒，為天國的來臨做準備工作，這是對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挑戰。

我的Katso生活與信仰生活

我的浸會Katso生活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似遠還近，回想當年的歲月，不少昔日的片段仍歷歷在目浮現在眼前……

　　當年剛踏進大學校園，從未想過加入學生信仰團體，因為當時我仍未受洗成為基督徒。可能是時機未到，雖然當時已慕道了好幾年，但自覺很多疑問仍未解決，故沒有領洗的打算。然而，偶然在校園碰上唯一一位與我入讀浸會的中學同學（後來她成為Katso, 即天主教同學會會長），在她的邀請下，我開始參加Katso的活動，後來更加入幹事會，而就讀社會系加上自己對社會問題的興趣，使我成為了社會事務幹事。

　　回想加入Katso成為幹事這決定，也可說是信仰路上的一個里程，因為組織幹事會被前輩同學催逼思考甚麼是「大專基督徒團體」，而這個個人思考和與其他同學討論的過程，的確讓年青的我認真探討和對待這身份，令我反問自己與天主、與大專同學和社會有甚麼關係。這探求對我日後繼續不斷探討基督徒的使命和社會責任不無關係，而基督徒這身份從此成為塑造我個人的重要指引。

　　在紜紜的Katso活動中，最令我印象難忘的是籌備和組織探訪深水埗籠屋老人。當時構想舉辦一次較大型的社務活動，讓多些Katso同學參加。當時我曾詢問好些同學的意見，其中一位社會系同學與我分享曾在深水埗一個社區組織做義工，探訪籠屋居民，瞭解該區居民的住屋問題，我覺得這項活動很有意思，在採訪之餘，可親身體驗居民的生活環境和初步認識這問題，於是我開始聯絡和籌備，並向Katso同學宣傳，印象中有不少同學參加。由於當時經驗尚淺，當然有不少未臻完善之處，但這經驗卻令我印象難忘，讓我認識到探討社會問題必須親身體驗和直接接觸有關人士，更令我反思基督徒在面對弱勢社群時的態度和角色，而這反思為我來說更是終身的反思。

　　成為Katso社務幹事亦讓我有機會代表浸會Katso出席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時事委員會和國際事務委員會，這經驗廣闊了我的信仰視野，讓我初次認識到「與貧窮人站在一起」的信仰意義和梵帝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蓬勃發展的解放神學。參加時委，除了讓我與其他院校的同學一起討論本地和國際的社會時事（如反對大亞灣核電廠的興建、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等），以及將有關議題和消息帶回Katso之外，更令我有機會到油痳地避風塘探訪住在艇上的甘浩望神父和宋啟民神父，到改成臨時居所的社區會堂探訪木屋區火災災民，以及聖誕節前夕到臨屋區報佳音等。凡此種種都使我在信仰生活和大專生活中不斷反思和成長，更直接影響到我在社會關懷和正義和平工作的投身，以及透過神學教育和研究推動更多信徒探討社會倫理和實踐教會使命。所以，浸會Katso和大專聯會可說是為我的信仰灌溉培養的地方，在我這段年青尋求理想和人生目標的階段給予我重要的啟迪。

(香港浸會大學天主教同學會（BU KATSO）成立五十週年特刊)

柔和輕鬆的擔子

主日聖經分享　2011.07.03

大部份人都希望在辛勞工作之後，有一個可好好休息的地方，有一個感到安全和安居的家。這看似簡單的期望，因著勞動階層的工資偏低、樓價和租金過高、人際關係疏離等因素，對不少人來說卻是可望而不可即。不單只社會政策和文化令人無法營造安居之所，即使在教會內，有時因為人事問題、各人處事作風迥異、各人對信仰和傳福音的不同理解，以致出現不同意見甚至爭拗，因而未能令人感受到教會是一個可令人安息的地方，反而有時會令人感到疲累。

「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 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到你們靈魂的安息，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瑪11:25-30)

耶穌說出以上這番說話的背景，是因著法利賽人為信徒加諸很多不必要的重擔，強調要遵守眾多的猶太律法而忽略了信仰最核心的愛，又重視階級觀念而忽略照顧貧困有需要的人士，欠缺一顆「良善心謙」的心。耶穌因而說出這番話，為那些感到疲倦、勞累和承受重擔的人帶來安慰，讓他們知道他能令為他們提供可休息和安心的地方，而不會令追隨者肩負不勝負荷的擔子。

人們易感疲勞，除了客觀的環境因素外，往往是因為只以一己之力應付所有挑戰；耶穌主動提出幫助和解決方法，就是邀請人在主內休息。耶穌使人得到安息不是叫人停止工作、停止一切活動，而是邀請那些在勞苦工作和承擔責任的人追隨他，包括在體力、腦力、精神和感情上要付出和出力的人士在主內安息。願意接受邀請的就是找到一個理想住處，可以令身心靈和諧整合、發展和得到滿足；即使在工作中，也不覺得是重擔，反而感到輕鬆和柔和，因為他們知道人生目標所在，明白所做的事為誰而作，洞悉所從事的服務不只是為人而是為天主所做。

同樣，今時今日，我們當中不少人都為工作、為家庭、及教會、為社會勞心勞力，有時難免感到疲累，渴望有時間和空間休息。這句經文的確能提醒我們，在哪裡才可真正找到安息之所，什麼才是我們生命中最需要的東西。正如羅馬人書所言，「如果你們隨從肉性生活，必要死亡；然而，如果你們依賴聖神，去致死肉性的妄動，必能生活。」　

筆者在美國義工服務時認識了一位朋友，她在三藩市田德農區為無家者服務了超過二十年。當年她完成神學課程後決心將靈修結合倫理實踐，在富裕的三藩市成立了一機構，為最受篾視的無家者提供服務，關懷因種種因素而無家可歸的人士，與他們傾談、瞭解他們的需要，並提供按摩治療，透過身體接觸為他們的身心給予治療。最近，筆者探訪大病初癒的她，看見她精神翼翼、神采飛揚，再次投入工作，周中做探訪和按摩治療，周末則舉辦工作坊和課程，工作繁重，完全不似曾經患病，這些工作也不是她的重擔。當筆者與她漫步田德農區的街頭，每隔幾分鐘便見她與人揮手問好，並想到她曾分享的靈修經驗，便更深體會到耶穌所說的「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的固中意義。

願意放下 才可得自由

「他們便請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谷5:17）

今日的福音是有關耶穌治好附魔人的故事。我想大部份人未必有被附魔的經驗。然而，大家可曾有過被外來強大力量影響自己的判斷或決定，或感到身不由己的經驗呢？

曾幾何時，一位朋友告訴我，她經常受公司的競爭文化所煩擾，不論是同事間的競爭而引發的人事問題，或公司本身與其他公司的競爭而對職員的表現有不合常理的高要求，以至她要過著「非人」生活，雖未至通宵達旦，但經常工作至晚上是等閒之事。這種外來壓力導致身不由已的感覺維持了好幾年。雖然她有頗高的辦事能力，但最後為了過較「正常」的生活，她只好辭職另謀工作。

最近在報章上看到一篇文章，指香港政府經常標榜香港持續位居「世界經濟自由度指數」榜首，以顯示香港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和繁榮程度。但原來提出這指數的基金會背後的相關價值觀，是高舉自由競爭，降低利得稅，「還富於商」，反對提供醫療福利，維持小政府政策。這種觀點和價值觀值得大力吹捧和提倡嗎？是否造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部份原因？
其實，長期被市場經濟、積極不干預等自由經濟理念洗腦，甚至受新自由主義的不斷追求增長和發展所影響，不少香港人已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這些價值觀。這些外在的強大力量無時無刻在影響著我們的消費決定、品味喜好、讀書選科取態、工作文化、投資方式、與他人的關係等等。往往，即使人們想脫離這種外力過另類生活也不容易，因為社會壓力實在很大。

然而，即使再強大的力量，強如「軍旅」的魔鬼附身勢力，耶穌也可將之驅趕，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相信耶穌、追隨耶穌，像他一樣生活和待人──過簡樸生活，以慈愛和憐憫之心待人，並敢於與挑戰不義的有權力者。

「他們便請求耶穌離開他們的境界。」有些人明知耶穌有能力驅除魔鬼，但卻只想維持現狀，因為改變需付出代價，可能要作出犠牲，為免改變，便寧可請耶穌離開，拒他於千里之外。在今日的社會，多少人，包括基督徒，為了維持舒適的生活、財富的累積、物質的享受，而把歷史中的耶穌拒諸門外，而只是追求自己心目中可給予一己物質上的「幸福快樂」生活的耶穌？

真正經驗過耶穌以愛為自己帶來釋放和轉變的人，會明白願意放下一些自己擁有的東西，不管是物質財富、安全感、傲慢心態或權力慾，而讓出更大的心靈空間讓上主居住其中，可以抗衡外來的邪惡力量，重得自由，而且會有出人意表的收獲。雖然要脫離這力量不容易，而且不是即時可做到，但信德定可幫助我們拿出勇氣和力量克服邪惡力量，重新與上主和他人建立關係。

可曾將人分等級?

法利賽黨的經師看見耶穌與罪人和稅利一起吃飯，就對他的門徒說：「怎麼，他與罪人和稅利一起吃喝？」（谷2:16）

有沒有與人聯群結社，又或被排斥於某些圈子之外的經驗？筆者曾經與目標相近的神學畢業同學組成團體推廣整合式的信仰培育，亦參加過不少推動社會正義和關社的宗教或非宗教組織。然而，筆者亦經驗過因看法與某些宗教人士稍有不同而被他們視為不夠正統。

其實，與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人走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不少人會成立團體、會社、或黨團，為某些目標而努力，興趣相同者如是，政治理念相近者如是，宗教人士亦如是。然而，若走向極端，以為只有自己所屬的黨派或團體的立場和觀點才是正確、才是標準，又或只有自己所做的事才是最好、最有價值，而其他人所做的不能與之相比，那些與自己不同者是「他者」、是異類，則會形成自以為是、排他、缺乏包容精神，這只反映其目光短淺，就如故事中的法利賽黨的經師一樣。

在當時的猶太社會，法利賽人有一習慣，就是喜歡將人分等級，那些絕對服從法律的就是他們一派，就是正統，否則會被劃分成異類。法利賽人絕少跟後者交往，故不會出現同枱吃飯的情境。因此，當法利賽經師看見耶穌與罪人和稅利一起吃飯時，表現得大為驚訝。

然而，耶穌跟法利賽人的待人態度和價值觀卻大相逕庭。耶穌經常與被遺忘、被排斥、不被關心的人在一起，接納他們，並為他們帶來轉化，亦因此而吸引了大批「不受歡迎人士」作為追隨者，他們包括瞎子、跛子、痲瘋病患者、寡婦、妓女、稅吏等。耶穌與法利賽經師不同之處，正是看到這些才是最需要治愈的人。作為一位帶給人真正和徹底治療的醫師，耶穌既照顧那些肉體上生病的人，亦為那些心靈和精神有所欠缺的人帶來安慰。因此，他不會排斥任何人，即使被視為有罪的人，他會以慈愛和關懷與他們建立關係，並令他們整個人轉向他，得以轉化成為一位整全的人，願意與人分享生命。

反觀今天，無論社會或信仰群體內都充滿排斥和分化，一個政黨內的成員會互相攻擊，不同宗派的基督宗教團體有時會互相敵視，甚至同一宗教的信徒亦因觀點不同而互不相容。筆者看到美國教會的「維護生命」團體與「尊重選擇」團體就是其中一個最大分歧，繼而走向極端。最近，美國一間天主教醫院內，醫生因拯救一位懷孕母親的生命而為她進行墮胎手術，結果這決定不被所屬教區主教的諒解，而醫院被免除其天主教地位，事件令人嘆息！
我們自己又如何體會耶穌的憐愛與恩寵？我們所領受的是否願意與他人分享？還是有時會因著自己的自以為是而排斥其他人，甚至將他人分等級或定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