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個自以為肩負神聖任務去迫害基督徒的狂熱法利塞人，變為一位站在受害者一方的基督信仰護衛者，聖保祿宗徒這轉變，一方面被推崇為將福音喜訊帶給外邦人，另一方面，卻有人質疑，保祿透過傳福音為全人類帶來釋放，似乎是指向末世基督的再來，忽視了當前社會為人民帶來的壓迫，反而叫人服從權威，安守本份，不求改變。
「天主怎樣召選了各人，各人就該怎樣生活下去」，「各人在什麼身份上蒙召，就在天主前安於這身份」（格前7:17-24）。
過去有學者認為，保祿被指所關心的，是剛建立的新教會的穩定和成長，以及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和諧共處，卻無視平等和公義問題。事實上，歷史中有不少例子，顯示教會或政權，透過引用這些經文，將不公平和壓迫性的現象合理化，如支持奴隸制、壓迫被殖民者和原住民、歧視女性等、反對人民抗爭行動，令社會保持現狀。
然而，近年有聖經學者指出，這是出於對保祿的誤解，歷史中的保祿並非這樣。我們有需要從當時保祿所處身的環境（即當時的羅馬帝國）和他的整體神學觀（十字架神學）去解讀他的說話，而不應斷章取義。
當時，羅馬執政者宣稱自己代表天主去管治猶太人，要所有被統治的人民服從。保祿雖然認為現世政權有它的權利（如收稅），但從沒有叫人完全臣服這政權，他叫人「辨別什麼是天主的旨意」，「什麼是悅樂天主的事」（羅12:2）。」保祿不認同當時羅馬統治是「黃金歲月」，反而指它是受「敗壞的控制」（羅８:2１）、生活「在乖僻敗壞的世代中」(斐2:15）、必招致「天主的義怒」（得前1:10)。保祿更向信徒指出，雖然受凌辱，他們「有勇氣，在艱鉅的格鬥中，宣講了天主的福音（得前2:2）。」可見，保祿欲建立的團體，是在面對帝國的威權時，懂得辨別善惡和真假權威；在壓迫當前，知道如何抗衡及堅持信念。
此外，保祿為了基督，「自願損失一切，拿一切當廢物，為賺得基督」(斐3:8)。他甘願放棄羅馬公民的特權，由一位有學識、智慧、權力、地位、富裕的猶太自由人，變為一位失去社會地位和事業前景者，經歷了極大的社會地位轉移和落差。
這經驗令保祿更體會到十字架的意義。天主選擇了「空虛」和「貶抑」自己，取了奴僕的形體，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2:5-11）。因此，即使在獄中受刑，保祿只視為「參與基督的苦難」（3:10）。可見他明白到在天主前，任何人都無可誇耀，一律平等，而基督對權力、地位和金錢的看法與世俗並不一樣。
保祿建立的團體的確來自不同階層、黨派、婚姻關係。但他無意支持階級主義、視貧窮人於不顧、貶低女性，或樂於維持現狀。反而，從他的書信中，看到他關心卑微貧困者，願意身體力行委身與他們同行。
保祿致信羅馬教會時，教導基督徒「彼此要同心合意，不可心高妄想，卻要俯就卑微的人，不可自作聰明」（羅12:16）。在談及召叫門徒建立教會時，保祿向格林多教會指出，天主偏召選那些愚妄的、懦弱的、卑賤的、受人輕視的，以及那些一無所有的，為了羞辱那有智慧的、堅強的、富有的，為使所有人在天主前都無所誇耀（格前1:27-28, 4:7-11）。在同一書信中，保祿更批評較富有的信徒扭曲了主的晚餐的意義，只顧自己醉飽，認為這就是主的祝福，卻無視那些飢餓的人，在禮儀中輕蔑貧困者(11:21-22)。
這種為貧困卑微者帶來釋放的神學觀點，為眾多基督徒帶來希望。放在昔日羅馬政權管治，或今天霸權者壓抑人民權利的角度看，都無法合理化那些為鞏固一己權力，而容許因種族、性別、階級或宗教等因素而造成的歧視和壓迫。因為面對不公義，保祿不是叫人安於現狀，而是勸喻：「你們不可與此世同化，反而應以更新的心思變化自己（羅12:2）。」
(刊於 公教報2009.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