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mas celebration at parish

Christmas party with members of St. Vincent de Paul Society of St. Jude's Parish.

當人血變為買賣

常說兒童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所以對兒童的栽培和教育至為重要。近日，當大家的焦點都集中在香港的資優生、尖子和神童之際，因揭露河南賣血事件和致力倡導愛滋病防預工作的高耀潔醫生路經香港接受訪問，以及《亞洲周刊》的專題報導，再度提醒我們國內的賣血問題及為數不少的愛滋孤兒之境況。

婦產科高耀潔醫生在九十年代中因診治而發現河南省的愛滋病感染源頭是輸血，而非像一般西方國家經由性交或吸毒傳染，這與省政府早年推行的「血漿經濟」有直接關係，有關官員大辦血站鼓勵農民賣血，其後又隱瞞疫情令愛滋病一發不可收拾，使數以萬計的貧窮農民無辜感染愛滋病毒並因而死亡。隨之帶來的問題是遺留了大批無人照顧的孤兒，當中部份亦染病。事件亦映地方官員及從事血漿買賣活動的人之不仁不義，為了金錢利益置人命於不顧，完全罔顧倫理道德。
兒童應是最快樂無憂的一群，不用為生活奔波或牽掛，但這些遺孤卻失去父母照顧，無依無靠，更可能面對他人歧視，有些因受病毒感染而飽受病魔折磨，感到絕望傷痛。

為孩子在絕望中帶來希望，被網民稱為「中國德蘭修女」的高耀潔醫生這些年來，除了出書寫作教育宣傳如何防治愛滋病外，更出錢出力收養照顧了不少愛滋孤兒。她走遍了河南的各個角落，把自己的收入和在國際上得獎的獎金都花在愛滋病工作上。

此外，來自香港的杜聰成立了智行基金會為學童提供教育，李丹亦在河南開封市尉氏縣阮家村開設東珍納蘭活動中心。他們為國內受愛滋病影響的孩子提供免費教育，給予這些孤兒成長所需要的關懷及心理輔導；又到處做講座和宣傳，希望減少對愛滋病的歧視，鼓勵大學生成為關懷愛滋孤兒的志願者。近年國內亦有修女為愛滋病人服務。這些例子顯示，在政府重重阻撓下，社會人士仍在有限空間內，向這群被遺忘的孩童送上關懷。

然而，對這些人道工作，地方政府不但不加以扶助，反而不斷騷擾阻止。近日河南省開封當局便勒令東珍納蘭中心停止運作；河南省愛滋病草根組織研討會亦因地方政府的阻撓而被迫取消；早前擬在廣州舉辦的國際愛滋病法律研討會亦受到警方的壓力被迫取消。原因可能是地方領導不希望有更多人瞭解當地的情況，害怕貪污腐敗內幕遭曝光，形成對當地政府的威脅，特別在十七大之前，要禁止揭露體制內的陰暗面。　

不能否認，自河南事件被揭發以來，中央領導的確表達了對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高度重視，例如對愛滋病病人提供免費治療、生活補助以及對家屬們給予救助等。零五年新年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親自探訪愛滋病人的家庭，懷抱愛滋孤兒。然而，據高醫生的調查，賣血並沒有停止，只是轉往地下。某些地方官員為了一己利益，仍以種種手段繼續縱容包庇非法賣血、打壓愛滋病維權人士，更阻礙民間有心人士協助愛滋兒童。這豈非與中央政府「以人為本」、「利為民所謀」、「打擊貪腐」的政策背道而馳？

若中央希望徹底解決問題，而不只是做一些塗脂抹粉的表面功夫，必須正視問題根源，除了加強用血安全的管理、正視愛滋病知識預防宣傳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和知識水平之外，更要改善法規和制度，禁止及嚴懲非法買賣血漿、更換和懲罰貪污官員，以及容許民間自發推行的援助和教育項目。否則只會有越來越多人感染愛滋病，愛滋孤兒也只會越來越多。

神學畢業十周年

「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9:29）
　
有些人對自己的人生規劃清楚確定，為自己定下各種各樣的目標，並朝著這些目標逐步邁進；另一些人則比較隨遇而安，表面上好樣不是那麼進取，沒有長遠的計劃，但會把握當前的機會，盡力做好每一件事和眼前的工作。其實，作為基督徒，不管你是主動進取型還是隨遇而安型，只要最終目標是耶穌基督，所做的決定和選擇是以基督為中心，都是回應天主的召叫。而在漫長的人生旅程中，當然不會事事順暢，當中會體會到人生有各種限制，但亦存在著各種的可能性，影響甚至改變人生的道路。

福音中聖母領報這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正告訴我們天主時常向人發出邀請，有時甚至以出奇不意的方式向我們說話，而一句簡單的回覆、一個後果未明的決定足以改寫一生的命運。

今年是神學畢業十周年，最近我們一班畢業同學相聚慶祝，並分享畢業十年的感受，回顧十年來各人的變化，以及人生旅程中曾經歷的事情。在我們十多位同學中，有的結了婚並生了孩子，有的轉換了工作，有的工作責任加重了比從前更忙碌，而我自己則出外進修，回港後從事了不同性質的工作。雖然我們經歷各有不同，但都不約而同道出了神學畢業後如何回應天主的召叫，我們如何尋找天主的旨意，在家庭及教會中更好地履行天主給予我們每個人獨特的使命。

我懷著喜悅和感恩之心參加這次聚會，特別感謝天主讓我認識了這班朋友，並能在畢業後組成信仰團體，互相勉勵和支持，部份同學更組成「結伴同盟」團體，為堂區策劃培育課程，一起尋找和實踐使命。我感到我們之所以在畢業十年後仍能維繫這團體，除了大家曾努力付出外，更重要是大家以集體的方式回應了天主的邀請，以信仰維繫團體。所以，即使在嘗試發展一套信仰整合課程的過程中困難重重，團體關係亦有起有落，但我們仍堅持下去。

此外，這次聚會亦讓我回想自己的前半生，上主如何透過不同的方式向我發出大大小小的邀請，不論是全職在教會內從事正義和平工作、參與不同性質的社會服務、在本地報讀神學課程、出外進修、與同屆畢業同學組成信仰團體，以及參與神學教育工作等等。凡此種種都我都體會到是天主的召叫和邀請，給予我服務教會的機會，成為天主的微小工具，傳揚福音喜訊和分享天主的愛。其實，面對這些邀請，有時都不知道是否能勝任，但再次讀這篇福音，令我感到一切邀請都是天主的恩寵，正如天使向瑪利亞說，「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因此，每一位蒙召的基督徒更要好好珍惜這份寵幸，慷慨回應上主的召叫。

祈禱能改變人的容貌

正當他祈禱時，他的面容改變，他的衣服潔白發光。（路9:29）

正值暑假，老師和學生可以稍稍歇息，在繁忙的工作或學習中停下來，吸一下清新空氣。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依舊被城市的急速節奏緊追著，在生活壓力下被迫得喘不過氣。最近與兩位皆是基督徒的朋友會面聊天，得知任社工的朋友在政府新資助政策下工作量不斷增加，所承受的壓力和面對的問題不比到服務中心求助的受助者輕，以致顯得面容疲累；另一位在一間基督教大型堂會任傳道的朋友，同樣因工作壓力和人事問題令她精力透支情緒波動。她們不約而同都說渴望有多些時間休息靜下來，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時常拖著疲倦的身驅回到家中便入睡，哪有時間祈禱默想，感覺上與上主的關係亦疏遠了。

其實，自己又何嘗不是因種種原因而與天主的關係若即若離，所以乘暑假期間工作沒有那麼緊張的時候去了一次避靜，借這段時間回望及檢討一下過去一年的生活，並專注與主交談，好能與天主培養更密切的關係，更瞭解祂對我的期望。這次經驗讓我深深體會到，要培養關係和感情，的確需要時間和付出，而個人默想祈禱確實能讓人更認識祂，並可在宇宙萬物中更容易看到祂的面容，體會到祂如何主動親近我、看顧我。

福音中記述耶穌向門徒顯聖容前，說他正在祈禱，這不是說明了耶穌與天父長期密切交談，使耶穌容光煥發，衣服光亮，顯示耶穌享受天上的光榮嗎？我們欲分享這份光榮，亦需效發耶穌，透過祈禱與上主建立密切關係。我不知道祈禱能否令人覺得我在外表上容光煥發，但我深信祈禱能改變一個人，令人內心轉化，繼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或許這份由內而外的轉變令人的容貌或外表看起來有所不同。這份力量，令「大山要像蠟燭一般溶解」（詠97:5），何況是人呢！
　
當耶穌顯聖容時，與平常的確有所不同，這是要叫門徒更深入認識他，更堅決信任他、追隨他。今時今日，我們未必在衣服潔白發光的人身上看到耶穌，而可能是在我們熟的人或陌生人身上看到耶穌，或在大自然中聽到耶穌對我們說話。無論如何，要能更敏銳地體會到耶穌在我們四周臨在，以不同的形態出現，就必須留有空間讓我們可靜心聆聽，仔細辨別。

容忍不等同團結包容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特區第三屆就職典禮上，除了為「一國兩制」作出詮釋外，亦指出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的重要。他認為，「只要香港各界人士堅持講大局、講團結、講包容的社會共識，始終以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重，以國家利益為重，理性溝通，求同存異，就沒有解決不了的矛盾和彌合不了的分岐。」

相信大部份人都會贊同胡主席所言，要令社會和諧，團結包容、理性溝通和求同存異的重要，問題如何才算求同存異？是由誰決定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香港表面上是一個華人為主的社會，但不論在種族出生背景、經濟生活水平、政治信念、性取向等各方面，香港都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要令背景不同的人和諧共處，就必須互相尊重、互相扶持，而不只是單單「講」團結、「講」包容。過去香港人曾一起經歷過「非典疫情」，認識到團結一致、守望相助的重要；但對於一些有關邊緣社群的問題，如港人內地子女在港爭取居留權事件、新來港人士和少數族裔面對的種種問題、貧窮勞工的權益和保障等，一旦涉及社會資源和個人利益，大家卻未必以同樣的團結包容原則和精神面對。　

可能有些人以為，容許市民在法律範圍內抒發訴求、表達不滿的聲明，已表明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是包容的表現。就如七月一日那天，有人在早上參與和觀賞花車巡遊，慶祝香港特區成立十周年，有人在下午參與由民間團體發起的遊行，表達對特區政府的種種訴求和不滿。這已經表現了香港社會的多樣性，市民可自由選擇喜歡參與的社會活動。

然而，以容忍的態度讓持不同意見者存在或表達，只是消極的做法，不能說是團結包容；積極的做法是主動發掘提出訴求背後的原因和理據，並尋求改善的方法，令社會更趨公義，而不只追求表面和諧，這是「容忍」與「包容」（inclusive 或 solidarity）的分別。而照顧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必須關心每一個人、每一個社群的福祉，讓人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並得到合理公平的回報，而不只是讓少數富有人士掌控社會資源。

就如基層勞工家庭的困境，不是政府容許他們遊行請願就代表理解和包容他們，而是要切實保障其工資水平和工作環境。試問當基層勞工為兩餐而工作，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又哪有慶祝回歸的心情！當中便涉及當權者的權力來源是否來自一個真正向人民問責的政府，包括制度上和個人態度上。

早在一九六九年，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仍是波蘭的樞機主教時，他從事了一項研究，從哲學角度分析休戚相關或團結關懷（solidarity）的意義，指出在建設社會的過程中，休戚相關這原則與人民參與的關係。他指出這原則不排除反對者甚至對抗者的意見或行為，反對聲音可視為具有建設性，是人民參與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他認為社會制度中必須有協助反對聲音得以表達的機制，而對話交談能確保反對者不被排斥於制度之外。這種思想在後來若望保祿二世所撰寫的通諭中得以延續和發展，肯定了政府對人民應負起的責任和關懷，亦鼓勵人與人之間那種守望相助和團結、與人分享的精神。這種精神在特區政府成立十周年的今天，更值得我們反省政府以致我們每一個人實踐了多少！

(公教報 2007.7.8)

相信宗教令人轉化的神學家

工作中筆者有機會接觸一些學者和學生，他們本身沒有宗教信仰，卻研究宗教或神學，常令人產生疑問：他們與有信仰者在鑽研神學上有何分別？我想簡單來說，最大的分別在於，有信仰的人在客觀地研究宗教或神學這門學問之餘，更會問信仰對一個人的生命，尤其是對自己會產生什麼影響？

　　對基督徒來說，神學除了令人對信仰更明瞭，它更可令人轉化，在生活中實踐信仰，這是在明瞭之後再踏出一步，否則，神學只是學者在象牙塔裡做的學問，對人及社會沒有多大影響。這點對愈來愈多教友攻讀神學的香港教會來說亦值得深思。

　　加拿大神學家兼社會學家鮑姆（Gregory Baum）在學術界、教會和社會運動的投入，正好印證了神學與社會實踐的結連。他曾指出，七十年代天主教會在發展中國家的見證和教會「選擇優先關愛貧窮人」的使命，令他重新肯定真正與主相遇不會令人沒有改變，不會只對自己的幸福感恩而無視其他受苦的人，而是會徹底轉化一個人，推動他轉化社會文化。
　　
　　鮑姆於二十年代生於柏林，出生於猶太人家庭，在二次大戰期間，當時只有十五、六歲的他曾展轉被送往英國及加拿大，在加拿大曾因其德國人身份被囚禁在禁閉營兩年，後獲釋放並得到一位教會工作者資助繼續升學。當四十年代歐洲正處於動盪之際，鮑姆得以完成大學課程，他感到自己的幸運是出於上主的恩賜，這份對天主的感恩使他歸依天主教，其後更加入奧斯定會成為司鐸（但在1976年因神學上的分歧離開修會），於1956年完成神學博士課程。
　　
　　在梵二大公會議期間，鮑姆以神學顧問身份參與有關宗教自由、合一和與非基督宗教的關係等三份文件的草擬工作，並一直出任神學期刊的編輯工作，致力推動神學、文化和社會之間的交流。梵二後，鮑姆返回大學修讀宗教社會學，探討社會理論、社會現象和神學之間的關係。他曾獲多間北美洲大學頒發榮譽博士，並於1990年獲加拿大政府頒發嘉許狀，表揚這位出色神學家對不同信仰和背景的學生的指導和啟發，以及在推動合一和社會公義方面的貢獻，他的著作為當代的政治經濟問題注入深遠的倫理道德層面的討論。
　　
　　鮑姆雖然著作豐富，在學術界享負盛名，但不減他在社會正義運動的活躍程度。他自稱是一位以社區為本的知識份子，透過參與教會團體投身社會公義，亦以此接觸更多人士，特別是投身牧民和社會行動的人。在參與有關會議時，他一方面聆聽其他人的經驗和洞見，另一方面以「批判神學」(critical theology)分析具體社會事件。

　　由於他的社會學背景，他喜歡將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部份元素應用到神學上，稱為「批判神學」。他將「批判神學」理解為一種基於批判理論揭示福音中的解放信息的神學。他認為天主教的社會運動對教會社會訓導有深遠影響，影響著教會訓導當局的社會論述，從八十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人的工作》通諭和加拿大主教團的幾份牧函可見一斑。與此同時，鮑姆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教會的社會參與，指出北美教會參與社會運動的方式（如行動組織/基督徒支援組織/研究中心/教育及牧民中心等）、社會公義對個人，包括神學家的影響，以及主教團與教會社關團體的互維關係等。

　　鮑姆認為他作為一個批判性神學家、知識份子，他參與社會公義運動的路途並不孤單。他希望以聖經和天主教傳統演繹他的經驗，並與過去很多因著信仰得以轉化投身社會正義的前人一起擺脫黑暗，重見希望。我想鮑姆亦希望閱讀他的著作的讀者亦受感染而轉化。

(公教報 2007.7.1)

誰是我的家人？ 家庭主日講章

聖經中記載了一個短暫的家庭分離故事。耶穌十二歲時與父母前往聖殿，途中曾獨自離開往聖殿聆聽經師說話，害得父母痛苦地找了他三天。(路2:41-49) 這故事一方面反映家長對子女的緊張關切，另一方面顯示耶穌未顧家人的感受去追求宗教知識，暗示作門徒與家庭之間的衝突。可見聖經中的家庭關係既追求和諧亦充滿張力，現實中的家庭亦如是。

家庭被視為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社會的生命細胞，所以，家庭的和諧與整體社會的穩定被看成息息相關。家庭對社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家庭為兒童提供了發展、成長、被愛護和受教育的環境，以及學習建立關係、各種倫理價值和做一個好公民。連特首曾蔭權在角逐連任時亦強調，有需要「建構和諧社會，推廣家庭觀念」。

除了家庭對社會重要之外，社會亦為家庭在有需要時作出經濟和社會支援，促進家庭中各成員的福祉。

然而，現時不少社會政策不但未能支援和鞏固家庭，反而令問題惡化，特別是中港兩地的分離家庭、面對經濟壓力的貧窮家庭、承受因工作競爭劇烈帶來壓力的中產家庭、缺乏社區支援的新市鎮家庭等等，令家庭成員承受異地分隔、生活水平下降、缺乏溝通、休息和閒暇時間等壓力，甚至因而衍生暴力悲劇。

可見家庭問題雖然有其個人和家庭內在因素，但與社會整體環境和價值觀不無關係。我們的香港社會經濟發達，事事以經濟掛帥，人的價值亦因而以其生產力和經濟能力來衡量。結果是商業機構以追求最大利潤為先，缺乏對員工及其家人的關心，工資及工作時間未顧及僱員的家庭需要。

同樣，政府在制訂勞工、經濟和福利政策時都是配合商界多於僱員的需要，導致不少家長因勞碌工作而無暇照顧子女。最近社署推出的「欣曉計劃」便暴露了政府為節省金錢，而以幫助單親家長融入社會為名，強制他們出外工作，認為家務照顧工作不算正式工作，以致影響家長與子女的相處時間和關係。　

在同樣思維下，政府在制訂人口和入境政策時，都是以經濟利益為大前提，而不是以家庭團聚為首要條件，因而衍生這麼多分離家庭。這在在反映了政府心目中的家庭觀念如何以經濟市場掛鉤。

在福音中，我們看到耶穌對遇上困難的家庭的另一種態度，特別是面對子女病危和死亡的時刻，例如耶穌醫治王臣的兒子(若4:46-53)、為迦南婦人的女兒驅魔(瑪15:21-28)。從這些故事中看到耶穌對那些為親人的苦痛前來哀求治癒的人產生憐憫之心，被愛惜子女的家長所打動，不論他們是顯赫的王臣或是被人看不起的外邦婦人，令他們得以與家人一起過新生活。

與此同時，耶穌以另一種價值觀來定義家庭關係，打破傳統的社會關係標準，使不同身份、階級和族裔的人都可成為一家人。「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意旨，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12:50）

事實上，上主創造的一切萬物原先是一個大家庭，我們與上主之間的關係就是一份家庭式的盟約關係，當中的家庭關係超越家族血緣，而關心的對象亦超越血緣上的家人。

面對現時不同家庭所面對的壓力、分離和缺乏支援，我們作為上主庭園中的家庭成員，是否有本著一份手足之情、關切的心，在有需要時給予支持，視他們為上主大家庭中的一份子呢喃？

(時代論壇Christian Times 第1027期，2007.05.06)

倫理行為中的情感元素

出於善心幫助或關懷弱勢社群往往被視為一種美德，但對某些社群的支持，特別是對那些被社會標籤或與社會大眾有利益衝突的人，如新來港人士、領取綜緩的人，卻有時被指為「同情心被利用」、「好心做壞事」或「不夠理性」。究竟做倫理決定或行為時，情感和理性因素應如何定位？是某些人「太感情用事」，抑或有些人太「心硬」呢？

曾經有神學家指出，倫理生活是出於我們的愛心，而這些行為的精神來源是由心生。因此，合乎道德不單只要求行為上做得對，它更涉及情感的投入。一旦情感被觸動，往往影響我們做些什麼作回應。例如，父母對孩子的愛令他們留意到孩子最細微的變化而給予適切的愛護，這不是關係疏離的父母可察覺到的。同樣，失業者、無家者、窮困的家庭等社會現況，不能只靠數字或片面的傳媒報導傳遞給我們，我們的心是被他們每一個不同的生命歷程所打動的。可見感性元素在推動倫理行動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疏離、客觀或過於冷靜有時候未必有助人把事實看得更清楚。

當然，我們不可單靠感性一面尋求真理，將它視作倫理行為的唯一指標，因為缺乏批判性的反省或未有匯合更多的其他經驗，可能令我們流於片面和偏見。因此，在面對大大小小的倫理決定時，除了運用理性和知識，必須讓感情參與其中，這樣天主和有關道德的真理才可觸動我們。正如哲學家Paul Ricoeur指出，當知識將人分成派別的時候，情感能將人連繫起來；情感比知識更能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這不是說情感和知識兩者是對立的，而是指出具有感情的認知才是真正的知識，它令理論和純分析性的知識更完滿。

基於這種對情感與倫理行為之間的關係的理解，可見即使我們接受同樣的倫理知識，掌握相近的倫理原則，若我們心之所繫不同，對人的情感不同，價值取向不同，亦會作出很不同的倫理決定。

以文首的例子為例，若情感上培養了對他人的同理心，即使對不認識的人或背景跟自己不同的人，會以諒解和設想對方的處境角度來瞭解其苦樂，而不會先入為主作判斷，則會代入新來港人士或領取綜緩人士的角度瞭解其境況，並讓對方說出自己的經驗，再結合社會分析及教會倫理原則，好能作出負責任的倫理決定。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可能基於個人的經驗而認定某些人因未盡努力而陷入窮困境地，則情感上難以對他們認同或開放地聆聽他們的處境。　

情感所依或心之所繫與個人靈修有莫大關係。要培養同理心，身為基督徒當然是效法耶穌基督的榜樣，透過默想耶穌的故事，特別是善待鄰人的比喻，有助培養發展道德良心，對他人的需要更敏銳，這正是透過祈禱靈修可以推動我們發展良好的倫理行為，包括對他們直接表達關懷和支持有關的政策措施。